慈善文化有什么用？ ——秘书长谈慈善文化
“慈善文化有什么用？——秘书长谈慈善文化”主题公益沙龙
“慈善”这个词人们并不陌生，《孟子》里面提到相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近代开始提倡的“雷锋精神”，还有当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与慈善相关。随着《慈善法》的正式实施，作为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第三种力量，公益慈善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
慈善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丽一章，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与演进，形成了自身独特而精到的核心概念及思想体系。慈善文化正像一颗宝石，镶嵌于中华文化的桂冠之上，以其人性的宗旨、和谐的架构，形成了各个流派、各种学说的基本内核。但“慈善文化”到底是什么？对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对于非公益从业者尤其普通民众来说，这些概念仍稍显抽象。
基于此，凤凰网公益举办“慈善文化有什么用？——秘书长谈慈善文化”主题公益沙龙，以“理解慈善文化”为切入口，邀请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劲、中国慈善联合会执行秘书长彭建梅、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王文展开对话，就“公益行业的观念之争”、“构建现代的中国慈善文化”等议题进行探讨，凤凰网公益高级编辑张衍飞担任本次沙龙主持。以下为对话全文：
议题一：怎么理解慈善文化？
张衍飞：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文化，从秘书长的角度，怎么理解慈善文化？
李劲：文化实际上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东西，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有西方的传统，可能还有邻国的一些传统会传过来，所以影响因素会很多。“慈善文化”这四个字放在一起，就把两个很大的词放在一起了，什么是慈善？什么是文化？
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劲
首先中国的慈善文化它来源比较复杂，有我们传统，还有释教和道教的一些说法。还有因为国际发展，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带来的一些想法。特别是近两年争论比较多，可能还和商业文化的介入有直接的关系。
商业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对公益的逻辑是一个冲击，商业的逻辑背后带着商业的文化，也是很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再加上过去几年国际的势力，或者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整个力量在退潮，国家对他们的规范力度会加大，所以力量彼此消长也会引起这个行业里面文化现象和使用话语的消长。
张衍飞：因为这两年可能主要的问题出现在商业文化对于慈善文化的影响，或者是带来的一些冲突。
李劲：包括所谓的“社会创新”，特别是社会企业，像这些企业的概念引入，它背后的逻辑，本身就是把公益文化和商业文化交融。两种文化、两种思想、两种体系、两种逻辑在交汇的时候，就像冷风和热风交汇的时候，必然会有雷电、会有大雨、会有大风，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张衍飞：这几年慈善文化发展得怎么样？
彭建梅：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第一，今天我们能够为“慈善”这两个字立法，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而且是从制度层面的、非常大的进步。
中国慈善联合会执行秘书长彭建梅
其次，“慈善文化”的历史是扎得比较深的。中国文化核心的部分，就是它的“善”文化。从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人之初，性本善”，到“上善若水”，慈善的定位是非常高的。
第三，我们改革开放，向外开放，向西方学习，也是比较正向的学习过程，也吸收了很多西方的慈善文化。所以目前“慈善文化”是有我们传统的积淀，也有现代制度的支持，同时我们还有西方的一些借鉴经验，这个基础还是蛮好的。
议题二：如何看待现今公益行业的观念之争？
张衍飞：这两年仍然还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也有许多影响较大的事件发生，这与慈善文化会有怎样的关联？是目前慈善文化根基的支撑力不强吗？
彭建梅：这个争议特别的好，在这种质疑、争议、追问当中，我们去坚守那些，就是人类文明当中继承下来的、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争议本身就是这个历史阶段，就是这种不同文化的接触，必然产生的一个过程。我们有企业成立的组织，我们有宗教机构推动成立的组织，我们有政府支持的组织，我们有民众自发成立的组织，当然我们还有国外引进来的组织。这种多元组织的，慈善主体的生态，就表明了这种多元文化的一种交流，我相信在这种交流过程当中，一个立足我们当今时代的好的慈善文化迟早会出来。
王文：冲突源自于群体的变化，从小众到大众，那自然会产生变化。另外，从自发生长到依法规制，也会出现文化之间的冲突。当然文化它是体现在制度，体现在价值标准中的。
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王文
我觉得今天出现在文化之间的争论，核心在于文化之间价值观的争论。也就是说我们去判断好坏的标准是什么？我刚入行的时候，接触最深的是三个部门理论，我们会觉得慈善组织是独立于市场、政府之外的，所以我们会有强烈的行业自豪感。那个时候它是有一定的价值支撑，那也有配套的相关文化做支持。但到了今天，浩浩荡荡的市场化对慈善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冲击，还有《慈善法》之后政府规制的加强，让我们判断好坏是非的标准模糊了。
原本慈善应该是一个很小的圈，但我们现在讲的最多的是人人公益。那也会出现所谓的公益行业和公众的朴素慈善之间的这种差异，也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慈善从业者会认为公众那不叫慈善，至少认为那不是特别有效率，或者是不符合慈善认定标准的慈善。但公众他又很真实的存在，而且这种自发生长的力量又让我们觉得会成为慈善非重要的一股实力。
我觉得今天的这种冲突，一个是我们的价值观越来越多元，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观好像能够成为主流价值观一样。第二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就慈善从业，以及慈善参与者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造就今天的这种冲突。
彭建梅： “慈善文化”本身来讲，万变不离其宗。那个宗是什么？就是慈善文化的核心。这核心是什么？就是个人和他人、和集体、和社会的关系是怎么处理的。这种关系的平衡，就是强和弱，贫和富之间的平衡，慈善始终在做这样一个调节。它是站在强和弱，贫和富之间去做平衡，我觉得这个是慈善的价值观层面坚守的东西。
李劲： “慈善”实际上在中国是调节个人和他人、个人和集体、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这是重要的一点。
第二，全社会文化是什么样子的？还有这个行业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机构的文化是什么样子？它是不同层面的东西。
我想去年最有争议的两件事情，一个是“冰花男孩”应不应该得到老百姓给他捐的那几十万。有个机构以他的名义筹了40万，而要解决他所有的问题，可能就5万或者10万，那其他那些钱应该给他吗？这个其实争议是很大的。既然以你的名义筹的款，为什么这钱不能给他呢？这些人在捐款的时候都说这个钱要给这个“冰花男孩”的，当然他确实也很困难。而公益组织认为他和他的同班同学应该有一样的对待，都是550块钱，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冲突。
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深圳的罗尔事件。这个钱他到底该不该拿，他到底有没有能力自己来承担这个费用？他为什么要让老百姓承担这些费用？这就是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个人和他人的关系。
彭建梅：专业的慈善组织就是用专业的方法，依规依法地，公正地处理这些问题，去解决个人没有能力解决的那些问题，去协助他解决。
李劲：价值观就是用来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不好的。这个时候显然专业机构的判断和很多老百姓的判断实际上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我们怎么处理？其实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我也认为这是慈善文化里面的可能出现的一些波澜吧。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可能很多学者都会认为，除了家和天下，之间是没有“公”的。我处理我和亲戚的关系，和家庭其他成员的关系，可能是有准则的。但是我处理和我没有关系的人的关系，是很感性的
18世纪末中国和西方开始交流的时候，会有很多西方的学者也好、传教士也好，到中国来观察。就说中国人对“公”的概念是非常弱的。要么就是皇帝、天子，要么就是我的家庭和我的家族。
张衍飞：国和家。
李劲：对，这两者之间没有“公”的概念，那公益是什么呢？公益这个“公”，怎么定义它呢？其实这都是我们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特别好解决的问题，仍然会反映到罗尔事件，反映到冰花男孩事件上。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一致的原则来处理和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一群人的关系。
我觉得用与人为善，用日行一善，这些观念都比较难解释，难给我们提供一个支撑，我们为什么要帮他。
王文：我会提另外一个维度。马云先生提到很多，他为什么要做慈善，他会觉得不是为了他人，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他会觉得慈善是处理好我和我自己的关系。我曾经说慈善从业者要回应的一个议题是，你为什么做慈善，其实我们跟回应我们的捐赠人一样，为什么捐赠人会捐赠，基于你悲悯多久。就像我们朋友圈出现第一个大病患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每一个生命值得全力以赴，但是当朋友圈出现第十个大病患者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发生很大的变化。
悲悯和爱心其实无法回答我们做慈善的动机。慈善应该是我需要的，所以志愿者在分享的时候总会讲，我们虽然做了很多，但是我是最大的受益者。参与者是最大的受益者，捐赠者自然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曹德旺先生说，我们为什么做慈善？是因为我们要感恩那些需要我们的人，不然我们都没有机会去行善积德。这个是公众层面，捐赠者层面，和参与者层面。但是我们的爱心如何不被社会给利用，或者不会被引偏，就出现了一类专业的机构。机构会基于现行的法律制度，基于爱心合理引导，所以慈善机构的价值就体现出来。
当然政府可能会在从另外一个层面立法。但是如果从慈善文化这个角度，我觉得归根结蒂应该回到第一层面。就是慈善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真实，所以我们做慈善，如果是源于利他是很难坚持下去的。人终归都是要服务于自己的，只是他告诉你一条路，如何服务于自己，真诚、真心的去利益别人，你才能真正利益到自己。所以利他的本质其实还是利己，但是利己只有一条特别，我们叫特别究竟的路。
所谓特别究竟的路就是，你得发自内心的去帮助别人，你才能真正的利益到自己。
议题三：是否有必要回望中国的慈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现代的中国慈善文化？
张衍飞：最近十年，中国公益慈善发展很快，但都是在向美国、向西方学习，发展到现在，是否有必要回望中国的慈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现代的中国慈善文化？
彭建梅：全世界的慈善文化在本质上都是相通的，经济的制度会有不同，恰恰在慈善这个领域，更多的是要有共性。刚刚我们讲了慈善的理论基础，人性基础，我们就是人类，有这些共性在，才有慈善。
慈善文化其实是人类文化当中的最核心的部分，是人类围绕自己可持续发展，自然而然形成的基本共识。所以它是普世的，它不能有很多特殊的东西。
李劲：但西方的所谓的现代慈善或者现代公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三个部门的关系，它的思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一些理解，有佛教的因果和侧隐之心是两种思路。但西方的文化里面说到的权利观念和三个部门的观念，和我们这个侧隐之心以及因果报应是不一样的。
彭建梅：其实我们今天走到十字路口，必须往回看，中国历史文化当中有哪些好的东西，是可以跟现代制度结合的。
第二我们也要向西方社会学习，西方社会一定有我们学习的东西，我觉得是对个人权益的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头，我们更多的是强调整体，个人服从整体，当然我们有一套整套的制度去支撑这样的一个观念。
但西方社会的个人其实是原则化的，单个个体的价值的重视，单个个体权益的尊重，人和人之间平等的概念，社会公平正义的概念，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而且不仅是学概念，是怎么样和我们的制度结合。
李劲：西方文化里讲人生下来就有权利，不管这个人是缺胳膊少腿，还是说脑发育的不完善，穷人也好，残疾人也好都有国家和社会给予作为人所应该拥有的权益，也就是权利。
如果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可能还差一点，就是对个体的尊重，特别是平等的尊重。他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潜力自我实现，这些用侧隐之心是不够的，应该上升到更高的层面，就是这个人和我应该有同样的权力和钱力，能够实现自我，而不是把他当做一个简单的客体来照顾。
议题四: 在公益行业，慈善文化还没有形成话语，是不是应该有更多基金会来一起推动？
彭建梅：作为专业的慈善工作者，首先是要本着坚守、践行和谐价值观，我们是那个引爆点，通过这些专业的机构去影响其他的部门，影响其他的人。其次《慈善法》里讲，慈善这个文化要进校园、进社区，做公众的教育、公众的传播。
李劲： 《中庸》里面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是什么？“忠”就是别人尽心尽力，“恕”就是我们推己及人，能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讲和他人的关系。那么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慈和善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怎么来规范、指导我们的行为呢？
第一，我觉得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第二要和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达成一致。还听有人解释这个“忠恕之道”这个忠，指的是人的内外一致，跟西方人讲的integrate特别像。integrate不是诚实和正直的意思，它是讲忠于自己，里面怎么想的，外面怎么做，如果不能把这两张皮合在一起的话，那人也很难说忠于自己，文化就很难传承。
王文：突然意识到我们做慈善的很少去谈慈善文化，也就是追求慈善到底是什么。其实今天中国谈慈善文化的时候，是需要重新审视文化重构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文化来源很多，我们有来自中国自有的儒释道，有来自西方的文化，甚至还有基督教的文化在里边。那么文化重构怎么来重构？首先是要信仰重构。何为信仰？我们有坚定相信的东西，并且去仰望追求，共产主义是一个信仰。公益从业者讲使命的时候，某种意义上应该是变成一种信仰，坚定地相信并且努力地追寻、探究。所以文化重构第一块应该是重构我们的信仰。
第二块，重构一个普世的价值标准，判断是非、对错、好坏、优劣、有效与非有效之间的标准是什么。
其次，如何保证？确实我们要做制度重建。基于当下的问题，现在的状况，我们的法律法规制度能不能提供有效的保障，能否基于社会整体发展和现实状况，提供有效的支撑。所以第三块应该是制度重建。
最终，慈善归根结底是生活中的慈善，是公众可参与的慈善，是人人在其中参与共建共享的慈善。所以我们归根结底是要做生活的重建，慈善应该是服务于生活本身的。慈善最终是融入到生活方式的重建、生活形态的重建，以及生活本身的重建，让慈善成为一个社会的底色，而不是独立割裂的一个部门，应该是跟所有人息息相关。这样，慈善的现代意义才能体现出来。
彭建梅：对。慈善是跟我们很亲近的一个东西，是我们日用而不知的一个存在。
一旦把它作为一个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机构运营，一下就有隔阂了。慈善的文化，最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尊重，每个人有自己慈善的方式、参与的方式、自己的理解。慈善是特别透气的，多元共生的，这才是这个社会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