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峰，现任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既是身家过亿的成功商人，也是公益界最富“先锋”盛名的人物，十几年前他领导中国扶贫基金会进行去“行政化改革”，放弃行政级别、取消所有工作人员编制，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今天的中国公益界仍然无人复制；年过五十，他宗教、哲学书不离手，成为喜作终极思考的“哲人”。他说自己偶尔会“随心”地消失一段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让任何人找到；但面对众人他口才极佳，他所作的演讲，用最平实的语言揭露最本质的问题，每次发言，无不掌声迭起，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阅读全文]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主管单位是国务院扶贫办，当时，扶贫办想找时任昆百大董事长何道峰来做秘书长。据业内人士透露，扶贫办的想法是，给何道峰一个局级干部，他会很高兴。但没想到，何道峰提出的接任要求，就是不要局级官位，把基金会改成民间组织。何道峰希望自己拿到真正的管理权。
“作为一名企业家我来做这个机构，只有改革我才可能做，否则我找不到我的身份。我自己心中有一些理念，如果同时作为一个企业家去做公益组织，法人代表只能做志愿者，那就只能去行政化，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如果不是这样，我是没法去做的。”
1999年，何道峰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中国扶贫基金会担任法人代表，对这一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去行政化”改革。他向中编办建议取消基金会所有工作人员的编制，这样一来，机构里的人谁干得不好，就可以让其走人，有合适的人也可以直接招进来，完全按照企业、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去行政化”之后，关于筹款方面只能设计项目，项目设计得让人觉得这件事情靠谱，交给你放心，然后才会给你钱，这马上就变成服务，而不是权力。从“大人物筹款”转变成“小人物筹款”，从泛扶贫的筹款转变成项目式的筹款。何道峰加入的时候，扶贫基金会十几个人，现在大概八百多人。筹款金额也从以前的每年一两千万，增长到现在每年3亿元左右。
2011年“郭美美事件”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巨大冲击，即使到今天，每逢救灾募款时，网络上依然有大量的质疑和谣言，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仍然存在不信任。何道峰认为，所谓的不信任，不是针对某几个组织，而是不信任政府长期包办、垄断的公益行业。
在何道峰看来，从长远来讲“郭美美”事件有好处，它揭开了公益组织中政府垄断的问题，捐款一定要建立在自愿、明明白白的基础上，一定要建立在不是“被慈善”、“被募捐”、“被人利用”的前提下。近年，中国公益行业虽然做了改变，但是何道峰认为，这个行业依然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他表示，中国的公众，当下来说，不能很多地去批评政府，社会领域，正好是一个大家可以议论的地方，所以也容易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积聚。
人为什么来到世界？有前缘吗？有使命吗？人的生命中很多不确定，但是死亡是确定的，你准备好迎接那一刻的到来吗？这么重大的命题对每个人，不管是愿意不愿意，其实都不时在心目中回响。何道峰说自己50 岁就能听到死神的召唤，能感觉到跟死亡的距离，因此他更要叩问人生的真义。
“中国现在有很多困局，很多事情解决不了，王振耀、徐永光等在推动法律方面可以起作用，我是起不了作用，但是不等于说我没用。因为我还可以磨炼自己，磨炼本身是为了改变这个制度做准备，每个人做的事只要形成群体效应一定会影响这个社会。”
回顾做公益的这些年，何道峰认为要“内修外行”，对外要必须采取行动，只有行动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每个人都很忙，没有时间反观内心，当我们反观内心，会发现很多东西不是忙就有意义，有很多忙其实都是垃圾。为何不清除那些垃圾呢？进入公益要有柔软而果敢的心，没有柔软的心进不了公益。但是要献身公益需要有坚毅的心，改革本身就是违规的过程，要做公益，本身也是违规的过程，如果你不准备好、不敢违规不要干这活。何道峰说自己并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他认为人应该要发菩提心，如果心中有菩提，心中有光明，有何怕？
何道峰：政府就是裁判，基金会就是打球的球员，政府还有一个功能，还有裁判后边的董事会或者委员会，他要定球场规则。场上的运动员相互竞争，什么是赢？应该是输？媒体就是周围的观众。
何道峰：出于我个人的私心，这个是有点玩笑话，但是我当时作为一个企业家做这个机构，只有改革，改成这个样子，然后我自己才可能做，否则我找不到我的身份。
何道峰：事实上，我自己心中有一些理念，但是我要去做，同时作为一个企业家去做这个组织，法人代表只能做志愿者，那就只能去行政化，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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