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父亲，他最关切女儿的身心健康；作为一位记者，他最关注社会问题的根源；作为一位公益人，他最关心儿童的成长与乡村的发展。他是用柔软改变中国的行动者，他是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他是微博打拐、免费午餐等公益项目的发起人，他就是本期的公益先锋——邓飞。[阅读全文]
孩子是每一个家庭的财宝，也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但这个社会却出了问题。我们的空气、水和土壤，出现了立体的全方位的污染，我们生存的环境，比任何一个时候都要严峻恶劣。
每一年，我们国家都会新增癌症病人400多万，每年有300多万人死于各类癌症，这些数据表明，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有多么凶险。
保护孩子是人之天性，更是一个成年人对下一代亘古不变的责任。
我们的孩子，他们其实是最容易遭遇到伤害。因为他们是一个弱势人群，他们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去关心、保护他们，这也是成年人必须要做的事情。
每个人对孩子都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爱护，也都会有柔软那一块，我认为这是一个人的天性。
最开始我们发起微博打拐，我们关切的是中国孩子的被拐卖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安全问题。
后来我们在贵州的山区，看到孩子们没有午餐，他们需要忍饥挨饿，于是发起了免费午餐。我们希望中国每一个乡村的孩子，在学校里面都会有一顿午餐，从而免于校园的饥饿。
后来我们又做了暖流计划，是因为我们看到乡村的孩子上学路途遥远，他们没有棉衣棉鞋，没有手套，没有帽子。
最近的保卫童年，是从孩子的饮水安全入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系列的活动，我们的目标都是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安全健康，免于伤害地成长。
这四年来，我们筹集了超过2亿的捐款，还有几千万的物资，我们看上去做了很多，但其实我们知道，相对于儿童困境，我们其实做的还是很少的。
这里面当然需要社会组织、公益组织去提升自身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保护儿童免于困境，保护孩子基本的权利，这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共识。
家国情怀或许是邓飞走上公益道路的指向牌，但在他心里，这个路标应该再大一些，再多一些，让更多人关注孩子，保卫孩子。
他需要政府、企业和我们社会组织，还有每一个父母，我们联合起来，我们形成一个跨界合作的格局，在这个里面我们各尽其力。
我们在不停地呼吁，政府在不停地出台儿童保护的更多的政策，也有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形成同步，没有形成合力，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制定政策的去出政策，有技术、有资金的就出技术与资金，社会组织积极行动起来，我觉得在这几个方面的联合、协同，去共同解决儿童问题这一块，是欠缺的，是不够的。
在乡村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孩子其实最大的痛苦还不在身体上，而在他们的心理和精神上。父母不在身边，这给孩子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因为他们需要陪伴，因为任何事物都取代不了父母。
由于我们快速的城镇化，中国乡村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乡村空心化。我们有6100万留守儿童，这么多孩子身边没有父母，没有爱与陪伴，然后得到的财税资源又非常少，于是就出现了教育不公平、生存不公平的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之前帮助孩子是让他们增加福利，我们授人以鱼，就是给他鱼吃；现在我们要去帮助孩子的父母和家庭，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增加收入，我们是在教他们怎么样去钓鱼，去取得可持续的收入。
现在我们通过e农计划去建立一个电商平台，帮助乡村销售农产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帮助乡村经济，去建立一个产业，让他们能够更加稳定有序地增加生产和销售，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帮助这个孩子所在的地区，我们一起去养鱼，然后去分鱼。
只有乡村有收入，孩子的父母才能够回家，他们有收入，父母才能在身边，孩子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以说我们清醒和坚定地在往这个方向走，我们也相信，我们只要去努力，就会有变革。
在面对和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模型，就是我们多方能够合作起来。
企业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要提供产品和服务，所以说他们是最有能力来解决人民的需求问题，而且他必须要具备这个能力，只有这样，他才能会得到价值，他才能得到利润，他才能够生存下去。所以我们一直认为，企业是最富效率的组织，商业是解决社会问题最直接、最根本的方法。
此外，社会组织当然是很乐意合作的，但是他缺乏手段，缺乏资金，缺乏技能，公益组织不是天生就具备这些资源、技能和能力的。
但是我们的商业组织，他们就很乐意去解决大家的问题。因为商业组织知道，我只要提供了这个服务和产品，我满足了大家的需求，我解决了大家的问题，大家就购买我，就会有利润，就能活的很好。
现在就是看政府这一块，有没有动力或者有没有压力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完善的现代社会形态，应该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各司其职。邓飞说，他希望不合理的政治体制和制度能够尽快改变，他希望多方合作的模型能够早日搭建起来。
如果说你纳了我们的财税，又不帮助我们解决基本的问题，不能够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不能保障我的空气、水和食品安全，我就会通过我的选票，把你这个市长赶下去。但是我们现在现行的体制没有走到那一步，他更多的还是一个唯上论，我是被任命的，我只对我的上级负责。
还有一个是官员的政绩。他不是人民的幸福程度，也不是生存环境的美好，他是GDP。你这个地区要为国家创造多少价值，提供多少商品，他是那么一个指标，所以说一个官员或者这个地区的整个管理系统，他不是为了去解决人民的需求，他是解决他自己的需求。
他不能够解决污染的问题，反过头来，还是污染的一个支撑，也可以说是一个源头。
邓飞：
当时现场来的人很多，大多数都是城市里面的父母，还有很多小朋友，上海市民对这个活动非常的有热情。
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热情？其实大家的心情都是相同的，因为我们要去保护自己孩子的安全。我们城市因为空气的污染，有些地区还有比较严重的水污染，所以说我们对孩子的这种饮水安全特别的敏感，所以说我们才会有一系列的这种涉及到儿童安全的公益行动。
邓飞：
因为孩子是每一个家庭的财宝，也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中国人对孩子的敏感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可能都不会像关心孩子一样去关心自己，孩子也是中国人最大的一个公约数，每一个人对孩子都会有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爱护，每个人对孩子都会有柔软那一块，我认为这是一个人之天性。尤其在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对未成年人这种关注和保护，也是很正常的基本的规则。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出了问题。我们的空气、水、土壤，我们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一个被污染，所以实际上我们生存的环境，比任何一个时候都要严峻恶劣。还有一些数据表明，我们中国人每一年，我们新增癌症病人四百多万人，每年死于各类癌症的人数是三百多万人。
邓飞：
我生活在北京，我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我的孩子今年八岁，我也面临着其他父母面临的所有的问题，我就忧虑，我们的食品，我每天我会询问，我的家人，我们的食材是哪里买的，我会加上一句是不是安全的。我会很敏感，我喝的水，我和我的女儿都会去抱怨，今天天气怎么这么糟糕，都会让我们咳嗽，我们面对的，我们这个家庭面对的问题，正是其他城市家庭面对的相同的问题。
我们家里有一个净水器，是我一个师兄，他是一个生产厂家，他送了一台过去，我还有一些朋友，送给我的口罩，我们家里还有空气的净化器，是我爱人买的，然后有越来越多的这种自我防护，自我保护的这种护具，或者设备，或者仪器。我们的家本来房子很小，但是我要装这个要装那个，我有时候看到以后，我就特别的，我就觉得特别悲哀，我们需要这些工具保护我们自己，但是这些工具不是保护我们根本的方法，我们在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的是，我们如何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不能活着像只老鼠一样，这是特别没有尊严，我回到我的家里面去，我就要通过这么多的仪器，这么多的工具才能让我安全的活下来，我觉得这是很悲哀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要更多的行动起来。
我们去达成共识，我们去找到这些困境他的发生的原因，然后我们针对性的去提供解决方案，然后不同的力量去执行不同的任务，我相信我们就会有变革，我不能确定我们会有多么巨大的变革，但是我们做比不做要好，行动比不行动好，建设比不建设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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