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大量专业服务型民间公益组织（草根NGO）和志愿者涌入灾区，参与救灾、过渡安置和灾后恢复重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一年过去了，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参与灾后重建的NGO面临着撤离的尴尬。如果NGO的全面撤离成为现实，对于灾后重建和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都是一个难以面对的局面。
2009年5月21日，南都公益基金会与搜狐博客在北京举行了“NGO 5•12灾后重建合作论坛”，一方面邀请数十家专业服务型民间公益组织展示介绍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成果，一方面讨论基金会与公益服务组织的合作，动员各方力量，支持NGO继续参与灾后重建，推动中国公益行业的合作与发展。
论坛主题为：合作源自信念，责任重于泰山。近百家参与灾后重建的NGO、基金会和企业代表以及学者参加论坛。论坛包括NGO灾后重建重点议题研讨和项目展示两部分。与会者从房屋重建、生计发展、社会工作服务和志愿者服务等方面，总结了NGO参与灾后重建发挥的作用，交流了成功的经验和教训。50多家NGO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了他们开展的灾后重建的项目。
与会者认为，为推动NGO继续参与灾后重建，基金会应加强与草根NGO的合作，资助草根NGO参与灾后重建，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开创基金会与NGO合作的新时代，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康晓光教授对南都基金会资助NGO开展的70多个灾后重建项目进行了评估。
NGO在灾后重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调查，地震发生后，在灾区活跃的注册NGO有近百家，未注册的草根NGO数以百计，这些组织在救援、安置和灾后恢复重建的不同阶段，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农家女的刘大庆说，民间组织就像水，流到需要的地方，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四川安县刘胜军县长对于安县社工服务中心评价很高：社工中心起到了沟通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桥梁作用。民政部王振耀司长高度肯定民间组织的作用：在紧急救援阶段，如果没有NGO和志愿者参与，光靠政府拿不下来。
北京海淀区山水生态伙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吕植教授作主题发言。
与会学者表示，与政府相比，NGO具有迅速、高效、灵活、创新等相对优势。在地震刚发生时，NGO几乎与军队同时到达。NGO能够灵活地对社会需求变化作出快速反应。如麦田计划者在运送物资时发现：最开始的时候，干粮和水是最重要的；但饼干吃多了容易反胃，于是他们就顺带买些老干妈、榨菜等；后来发现没有油，村民们连排便都困难，于是开始采购一些油送过去；女性用品、蚊香、蜡烛、手纸、牙刷牙膏等日用品，也逐步列入他们的采购范围之内。
中国人民大学康晓光教授对南都基金会资助NGO开展的70多个灾后重建项目进行了评估。已完成的40多个项目的评估结果表明，NGO在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社会关系重建等方面，弥补了政府人力和财力的不足，发挥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特别是草根NGO能够以有限的资源，成倍撬动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的公益效益和社会效益：
——华夏志愿者服务社开展的“志愿者小分队赴川紧急救援”项目在第一时间进入灾区，协助遵道镇政府做好灾民安置工作，动员各方资源，为灾民筹集了价值近百万元紧急物资，而项目的支出仅为4万多元。
——陕妇会开展“灾民互助搭建过渡安置房”项目。项目经费8万多元，共为296户村民提供了彩钢瓦，为搭建过渡房提供了专业建议，改进了过渡房的质量，受益村民826人。同时，项目在3个村民小组共搭建了3座公共浴室，2座公共活动中心，丰富了受灾村民的文化活动，改善了生活质量，推动了社区功能的恢复。
——南江黄羊发展协会开展“南江县农村社区灾后恢复重建”项目，项目经费9万多元，却为5个项目社区拉动了政府和民间组织共533.91万元的投入。
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郭虹教授作“NGO在灾后重建中的合作——以四川5·12地震灾区为例”的主题发言。
基金会和草根NGO的合作——推动NGO灾后重建的理性选择
灾后重建的过程，少则两三年，多则上十年。灾后重建也是一个社会重建的过程，公民和NGO在其中的参与，直接构成重建社会的一部分。从国际经验看，这一阶段是NGO参与最广泛、深入、长期，优势最突出的阶段。
然而，由于缺乏资金支持，目前，NGO参与灾后重建困难重重，难以坚守。绝大部分NGO没有长远打算，志愿者也纷纷撤离灾区。
言及512灾后家园重建，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总有说不完的话。
NGO的收入通常有四大来源：政府购买服务、基金会资助、企业赞助、服务收费。国际上通行的是政府购买NGO的服务，美国政府购买NGO服务的款额是民间捐赠总额的1.5倍。而在我国，不仅政府购买NGO服务还未推行，而且社会捐款也大部分纳入了政府系统，成了NGO购买政府的服务。5•12汶川大地震，民间捐赠超过700亿，集中在民政部门、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和几家专业型公募基金会。然而，捐款的落实，主要也是通过政府系统，或与政府合作实施项目，主要投入基础设施、房屋、学校等硬件建设。专家调查发现：某省对口援建，70%钱来自该省捐款（捐款被纳入政府财政）。许多从事专业服务的草根NGO无法获得社会捐款的支持。还有的非公募基金会，直接将数千万救灾款捐给公募机构，而不是支持NGO。
如何避免NGO撤离灾区局面的发生，抓住灾后重建这一NGO发展的契机？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认为：公募、非公募基金会和草根NGO的资源对接，合作发展，是解决公益产业的产业链断裂、改善行业生态环境的理性之举。
NPI主任吕朝与会主持。
尽管公募基金会面向草根NGO开放资源，还面临许多障碍：草根NGO数量少、能力弱、人力成本高（与政府相比，政府有财政支持）；企业捐款普遍重硬件、轻软件，见物不见人，不愿为服务项目捐赠款项和支付必要的项目管理成本等。然而，基金会和草根NGO进入合作时代，是中国公益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公益产业的产业链中，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是资金提供者，各类专业型的公益服务机构（草根NGO以及从国家事业单位脱胎的非营利机构）是公益服务的终端。目前中国非营利组织在服务业中的增加值和就业人口比重大约都在0.3%，为1995年世界平均水平的1/30。如果把社会比做一个板凳，政府、NGO和企业就是板凳的三条腿，三条腿均衡发展才够稳定。今天我们几乎只看到政府和企业这两条腿，NGO这条腿既细又短。
基金会与政府合作，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基金会具有筹款优势；草根NGO具有人力优势和专业优势。中国红基会从15亿捐款中拿出2000万公开招标NGO开展512灾后重建项目，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声闻说：2000万招标资金使用的社会影响超出了已经安排下去6个亿的项目。南都公益基金会700多万元资金公开招标，资助了50多家NGO在灾区开展70多个灾后重建项目，灾区到处都活跃着由南都基金会资助的NGO的身影。由于南都基金会以资助NGO的人力成本为主，这些NGO又成倍地撬动了社会资源，极大地发挥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第三部门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由公共筹款机构筹来善款，然后分配给服务类NGO已成为一种良好的合作模式。1887年，美国丹佛市一批最有影响的公益服务组织，组建了慈善联合劝募机构（United Way），变各个公益机构独立募款、多头出击为联合劝募，再把募到的捐款分配到会员机构中去。这个做法受到企业和社区公益组织的欢迎，很快就发展到了全美各地。现在，美国联合劝募有会员机构1400多个，每年筹款约50亿美元。联合劝募成为社区公益服务机构的重要资金来源。联合劝募制度已经传播到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中华慈善总会和香港公益金、台湾联合劝募协会都是国际联合之路（United Way International）的会员。2008-2009年度，香港公益金将募集的19,200万元，分配给144个社会福利会员团体。
此外，国际上的私人基金会，大部分都是资助型，每年为NGO提供了大量的资金。20世纪50年代，美国服务类NGO70％资金来自私人基金会。70年代后，政府购买服务比重增加，来自私人基金会的比例才逐渐减少。近年来，随着保守主义的抬头，社会福利事业应有社会承担、政府应退出的主张又开始抬头，私人基金会为NGO提供的资金比例又有上升趋势。
来自四川南部县的NGO代表发言。
基金会与NGO合作的方式
与会者认为，基金会转变运作方式，由把钱给政府做项目，转变为与NGO合作，资助NGO参与灾后重建，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第一，基金会资助草根NGO开展灾后重建项目。
基金会应充分相信草根NGO，与草根NGO紧密合作，资助草根NGO开展灾后重建项目。每家基金会成为一批NGO的资金供应者，而草根NGO为服务终端，成为基金会的“腿”，形成一条完整的公益产业链，解决了基金会“花钱难”和草根NGO“无钱花”的矛盾。中国红基会和南都基金会等机构以项目招标的方式，支持草根NGO进行灾后重建的成功经验表明，此种合作方式非常有效，值得推广。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环球慈善》杂志社社长刁海峰现场聘用NGO代表为《环球慈善》杂志通讯员。
第二，基金会支持优秀的NGO在灾区复制，推动专业化、长期化的本土NGO的发展。
与会者认为，无论是NGO还是基金会，从外部派人去灾区做项目，项目人员抛家舍口，不可持续；同时，外部机构的进入，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将影响服务的效果。NGO应有全局意识，不能满足于只在灾区开展项目，而应在灾区生根，建立专业化、本土化、能长期开展灾后重建工作的NGO。而这更需要基金会的积极支持。目前，在中国红基会和南都基金会的支持下，天津鹤童在绵竹市建立了为老人服务的紫岩护理中心；地球村在彭州建立了乐和家园；灾区首家社工服务中心也在四川安县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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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鲍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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