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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十年跟踪西部贫困家庭 用照片拷问社会良心

2012年01月11日 10:23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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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换生将拉板车的绳套到肩上,双手捧到嘴前,在手心狠狠地啐了口唾沫,“啊”地一声压下车把,把2500多斤的药材使劲往前拉。在三公里外的市场卸完货,他拿到两块钱。很快,人们都围过来看,车换生把皱巴巴的两块钱不断地从口袋里掏出来再装进去,装进去再掏出来。围上来的人里,有的已经守了十天没揽到活儿了。

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默默地观察着这个甘肃岷县农民,他偶尔举起相机,又时常低下头在纸上写些什么。

这个人是陈庆港,目前供职于《浙江日报》。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陈庆港每年辗转在中西部,跟踪十四户贫困农民,如今他出版了《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2000~2010)》。

《十四家》不像一般的畅销书,给人带来阅读的快感,有网友说书很沉重,甚至没有勇气一直读下去。有人在微博上说:“看《十四家》有巨大的悲伤和不相信。”“在2000年还有贫困山区的农民要出门讨饭半年,田地里种的粮食不够一家人口粮。我反复地问:这是真的么?问完又想大巴掌抽自己:装什么萌。”

十四户人家,都处在中国中西部最贫穷的地方。十年间,每年陈庆港循着“一条最经济最节省的路线”来到这十四家。他以杭州为起点,坐飞机到太原,然后租车去临汾,过黄河就是陕西了,再从西安坐火车到达甘肃,武山县有火车经过。从甘肃宕昌翻过腊子口,一路往南经过四川进入云南,然后就是贵州,从贵州再回到昆明,从昆明飞回杭州。

“每次去这十四户人家,基本上可以坐遍目前中国大地上正在使用着的所有类型的交通工具,飞机、火车、大巴、中巴、牛车、马车、人力车,再骑马、步行……雪后进村最狼狈,乡间小路泥泞,走上个几小时也不稀奇。”他说。

大学毕业后就当记者,遇到突发事件时,陈庆港习惯于赶赴现场。他在汶川特大地震时拍的作品《走出北川》获得“荷赛”突发新闻类单幅作品一等奖。

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这一次一上路就是十年。如果非要说一个最直接的原因,他说,是1998年在陕北一个村庄采风,拍了一组村学条件很差,村民很穷的照片。那也是他第一次目击贫困,“那种贫困用语言很难描述得出来。什么都没有,真的是家徒四壁,甚至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仍然还不够。在这之前我没见过那么穷的地方和那么穷的人。当时我就像是被一拳重重打在脸上。”

后来这组照片在南京办了展览。展览很成功,那个村得到了社会上的帮助。

展览后数百封信飞向陈庆港,大部分信都有同一个主题希望陈庆港到他们那里看看,帮助那里的孩子筹点学费。

这些来信让“城里人”陈庆港疑惑,中国到底有多少这样穷的地方,这样的农村到底穷成什么样?于是,陈庆港给民政部写信,希望得到一份当年中国贫困县的资料,没想到,他很快就收到了资料。“我选了一些地方,一开始几十家,上百户地跑。跑不过来呀,我的精力实力只能让我老老实实地完成十四家。”

他把他的MSN签名改成了“在路上”,十年间未曾变过。

2000年,陈庆港到了甘肃宕昌县的毛羽山乡邓家村,61岁的郭翠霞老太拉着他说家里的屋子快塌了,要他去看一看。“她坚信我是政府派来的。看着她祈望的眼神,我就跟去了她家,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土坯房,破败不堪。我一时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在郭霞翠家的土房子里,陈庆港在火塘边坐下,郭霞翠烧了一碗洋芋面汤给客人,屋里太小,木柴烧起来屋里全是烟,陈庆港眼睛被熏得睁不开,只好走到屋外避一会儿。喝下那碗洋芋面汤,郭霞翠和她有眼病的儿子就成为《十四家》中的一户。“选择十四户人家时,并没有什么刻意的想法,有时候就是走进村里,见到一户,推门走进去,就住下了。”

他的镜头里,这十四家关心的问题是:晚饭到底是去挖地里的洋芋种子吃,还是到邻村去讨?到底是进城去卖血给孩子交学费,还是从此让孩子去放羊不再去学堂?家里的那几块钱,到底是该给妻子去买药,还是去扯块布把女儿露着大腿的裤子补上?

他记录着,车虎生夫妻俩靠卖豆粉过活,那是个累死人的活儿,赚钱很少很少。车虎生的老婆曾经把裤腿卷起来让我看她腿上的伤疤,那是以前讨饭时被狗咬的。车换生拉架子车,才挣两块钱还不是天天能挣到,比乞讨苦多了,但他还是干。我觉得只要能靠劳动来养活自己,他们都不会主动选择乞讨。

车换生家里只有一亩地,地里收的粮食勉强够全家三个月的口粮。因为碗不够,所以每次吃饭时总是女人看着爷儿仨先吃,等他们吃完后她再吃。”

在陈庆港看来,社会上流传的关于甘肃岷县乞讨致富多是传说,个中辛酸大于神话,“我是没有见过用乞讨的钱盖房子的。 ”

十年里,陈庆港记录下的十四户人家的粮食是洋芋、苞米。偶尔有细粮,面条,苞米饭,算是招待陈庆港。吃苞米饭时,陈庆港需要一边喝汤才能吃下,要不总被碾碎的苞米呛了嗓子。

单调寡淡的食物时常让陈庆港“罪恶地”想着快点结束采访,好到县里打顿牙祭。“我一天两天吃洋芋没有问题,实在咽不下,暂时的饥饿也可以忍,但他们一辈子都陷入这样的情境。”

采访这些人家时,陈庆港通常也只睡在自备的睡袋里,不是生分了,山里人也不来个人,啥也没多余的,临时添个碗都没有。

在许多地方,陈庆港发现化肥袋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用,被村民开发成了被子、衣服、蚊帐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被子,化肥袋子,里面胡乱塞点东西,缝起来就成了被子,因为太硬不贴身,睡觉时上面还得再压点东西。”

他说,真相就像洋葱被一层层剥开,让人泪流满面:现在的中国,不仅有21世纪,还有20世纪、19世纪、18世纪。

和十四户人家处熟了,陈庆港也跟他们说城里的高房价。“其实村里人挺朴实的,不会去奢望城里人的生活,他们从内心认定无论是房子、车子还是别的,那是你们的生活,与他们的生活无关。

每回陈庆港离开居住的老乡家,都会留点儿钱。村民们都会拒绝,但最终收下。

2010年,陈庆港最后一次去郭霞翠家,陈庆港照例要留下钱,这回郭霞翠死活不要,“我有钱”,老太太坚持着。

“我想她可能真的有钱,因为她刚从兰州讨饭回来。她拍着自己的衣服口袋很干脆地对我说,我有钱!她的口袋里有在兰州乞讨两个月得来的600元钱。”

刚进那些村子时,农民当他是记者,跟他喊冤递状子;后来大家当他是亲戚,是村里的一块石头。

陈庆港时常接到他们的电话,很多时候只是简单地说一声,“叔,我在×××打工呢。”

有红白事的,有时也给陈庆港打个电话通知一下,他们把陈庆港当成了家人。

在这十四户人家的眼里,陈庆港是有钱也很有路子的。陈庆港说,真没有,但真希望有。

他采访的十四户人家中,贵州省毕节市朱昌镇朱昌村七组翟益伟今年41岁,在陈庆港看来翟益伟精明能干,很早就从家乡出来在深圳打工,人成熟也很拼命,他也愿意奉出自己的所有来获得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没有,他的命运还是没有真正改变。也许十年二十年还是无法改变。”

2009年,在深圳打工的翟益伟发生车祸,七根肋骨骨折,腿上还有一外伤,老板逃跑了。翟益伟打电话给陈庆港求助,陈庆港辗转通过深圳媒体帮助找到了老板,赔了钱。但是受伤的翟益伟只能回乡养伤,女人留在深圳继续打工。2010年,翟益伟跟着朋友去缅甸闯生活去了。陈庆港感慨:他期许的那个美好未来,是不是永远是个梦呢?

十年的体验,让陈庆港对于贫穷的认识,从以前简单化的描述:没饭吃,没衣穿,变成更具体的人物和场景,“我更能感受到因为贫困给他们内心带来的不安全感。”

但这些最没有安全感的人,却珍惜生活中的一点点改变。

陈庆港打心眼儿里觉得这十四家的10年生活没什么根本的变化,吃的还是洋芋苞米,住的还是那个样子。“我总想,靠!这日子怎么过!”

但每一年,每一户都会对陈庆港说,现在比过去好多了。

“我们已经习惯从东往西看中国,这样看到的中国金碧辉煌,繁花似锦,高耸入云的大厦遮去了它身后的一切。《十四家》让你从西往东看一下中国,这样看到的中国还有太多触目惊心的贫穷,而富丽堂皇的东部,只是这幅贫穷巨画上的一抹远在天边的模糊背景。”陈庆港说。

在自己的博客里,他引用了苏珊·桑塔格的话“摄影是通向真实的方式而不是结果,它丈量着世界的广度和内心的深渊。”

他的摄影全部采用了黑白底色,有同行说这样的处理“去除一切噪音,直截了当,将事实如数奉上”。有人评价 “陈庆港用文字和图片铸就了一颗生铁秤砣,四两拨千斤,压住了整个国家的虚妄与轻狂,让那根标示财富的秤杆不致翘得过高,一直戳到天上去。” “捧着这册书,就像捧着一颗跳动的心脏。”

如今,每次乘坐在向西航行的飞机上,他都会想,云层下,那绵绵无际的高原上,是否正开遍了洋芋花?洋芋花贫贱,但顽强。

在杭州,他常跟人说:“洋芋花开赛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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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侯力新] 标签:陈庆港 朱昌镇 贫困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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