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红五月公益联盟要“插草卖身”！

自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红五月爱心联盟先后8次进川，募集数百万元资金和物资，在四川灾区和玉树灾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救援和捐助行动，同时在河南省内多次开展爱心捐助活动。但是，由于资金困境、缺乏专职人员等原因，这个民间公益组织面临生存困境，被迫“插草自卖”。

“经过两年多的运作，红五月荣获了各种荣誉，已初步形成了一个爱心品牌，我们希望有爱心的企业，能接过这根慈善的接力棒，把爱心事业传承下去。”红五月“插草卖身”的背后，折射出众多草根公益组织的生存尴尬和困境。

红五月“插草卖身”

9月1日，郑州西四环附近一食品厂办公楼内，红五月爱心联盟负责人刘磊神情尴尬，向记者说出了准备转卖红五月的想法。

“实在是没办法生存下去了，你看，连办公场所都没有。”刘磊说，“上班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求过别人，可自从参与红五月之后，为了公益到处求别人，求企业捐款捐物献身公益。”

“2008年5月份开始，我们先后进川8次，每次进川都带着几卡车的救援物资，全是我们一家一家企业化缘得来的。”刘磊说，通过红五月送到灾区的救灾物资和现金，光各级政府和单位打的收条就达412万元。然而，为了将这些物资和善款送到灾区，他和他的团队自理着交通、食宿等费用，合计达10万元。

“5·12”后，红五月进川15人，坚持到现在的，只剩下了4个人。刘磊说，当初的成员之所以越来越少，是因为生存的压力。譬如，有些成员从灾区回来后，被单位以未准假为由予以开除，大多数成员则是因工作以及家庭压力被迫离去。“这些离开的成员，都是怀着不图回报的想法参与进来的，但现实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因为生活是现实的，做公益总会与工作、家庭产生冲突，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只能向现实低头，我不怪他们。”

最让刘磊难忘的是第一次进川的队医——一个医学护理专业毕业刚参加工作的姑娘。得到红五月组成救援队进川的消息后，立即请假赶到灾区，然而，从灾区回来后，老板却以她请假未得到准许为由将她除名。

后来，这个私企老板从电视报道中得知真相后，曾打电话让她回去上班，但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一群爱心人士的“亮剑”

河南红五月公益联盟的前身是河南山地救援队，在“5·12”汶川地震救援行动中，一群爱心人士“亮剑”向灾区进发了。

2008年5月13日起，通过网络发帖挑选的15名户外运动爱好者，组建成河南山地救援队，于19日自驾5辆车，含自购和募捐来的3大车物资，奔赴四川。

刘磊称，他们在都江堰、什邡、青川、绵竹等地山区搜索失踪人员搜了5天，帮着运送救援物资运了8天，其间，队员们胸挂生死牌，冒着强烈的余震，在群山之中相继搜索到7名失踪人员遗体，并对沿途村庄进行全面的消杀工作，同时协助空降官兵搭建帐篷安置灾区群众。

此后他们又7次入川，为偏远山区的孩子们带去了学习用品，为受灾群众送上了生活物资。

两年来，红五月和他的成员们也获得了各种荣誉：河南省首届十大杰出志愿服务集体、河南省青年岗位能手、河南青年五四奖章……

赔钱做好事的“内心挣扎”

“最大的困难是缺钱。”刘磊说，红五月所有成员与他的想法一样，他们不图从慈善事业中获取收益，不让自己赔钱就是最大的奢望。

由于是民间组织，所有活动都得自掏腰包。“两年多来，光是吃喝拉撒和交通费用，已让我们负债高达10万元。”

刘平是河南山地救援队时期的副队长，负责后勤保障。他最难忘的是2008年中秋节，开车去四川灾区行至陕西勉县境内时，因天黑下雨路滑，前方一辆大货车突然变道，为躲避货车，刘平猛打方向盘，“车撞断护栏后侧滑出去百余米，车毁人未亡”。刘平说得轻松，但作为家里的独子，“这件事，到现在他都没敢让父母知道”。

为了有充裕的时间从事公益事业，如今刘平已辞去高薪、稳定但必须坐班的工作，到一家私营企业做网络营销。

今年，奔赴玉树救灾，河南红五月公益联盟又付出了代价：星夜赶路，路况复杂，发生机械故障，队员齐保备的一台越野车基本报废……

“更换一台发动机，二手的也得7万元。”刘磊说，为了帮助齐保备渡过经济难关，他和其他4名成员决定每月从工资中省下一些钱来对他“补偿”。“可齐保备为了不拖累大家，已离开了河南，偷偷去了山西榆林。在那里，他和3个朋友合伙开了家饭店。现在还经常打电话，询问有啥活动，还说等他挣到钱了，做公益活动就再也不用为缺钱发愁了。”

其实，刘磊自己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每月工资基本上都用在了公益行动上。“好在单位有房改房，让我有了栖身之所，好在老婆和我在一个单位，她支持我，愿意用她的工资养活我。”

募捐中的身份尴尬

两年里，有人无奈地离开红五月，也有人满怀激情地加入进来。目前，这个组织共有22名成员，其中核心成员6人。尽管开展的活动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也得到了很多荣誉，但与众多民间公益组织一样，身份尴尬，在募捐时承受着信任危机。

“我到一个企业去募捐，人家首先会查验我的身份，但是，红五月至今连枚证明身份的公章都没有。”刘磊说，按照有关规定，民间组织到民政部门注册时，必须得有一个主管部门。“这个组织开展的都是公益活动，一分钱的收益都没有，哪会有部门愿意自找麻烦来主管呢？”

不能在民政部门注册，连个公章都刻不成，在向企业募捐时，只能遭受对方的怀疑，面临着信任挑战。“我每到一个企业，对方都会用怀疑的口气，直到我拿出个人和团体获得的各种证书，有些企业才会停止盘查。”刘磊称，对企业的这种谨慎，他很理解。

“当然，热心公益的企业还是很多的。”刘磊说，目前，在红五月公益联盟中，就有几个爱心企业成员。

譬如，郑州豪翔运输有限公司。这是家年轻人开办的物流公司，每次运送募捐物资，大多是这家爱心企业免费出车帮助。还有千威食品有限公司，在2008年的中秋节，他们在刚刚投产起步的艰难时期，就拿出200多件、1万多块月饼送到了灾区一线。此后，他们经常拿出食品，送给需要帮助的灾区群众和小学生。

最大愿望：设个志愿者服务大厅

“两年来的巨大付出，使我们面临着专业人员匮乏、活动资金严重短缺、工作家庭与公益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痛苦。”刘磊说，由于资金所限，很多设想无法实施；由于没有专职人员，红五月目前组织松散，无法对公益活动进行细致运作。

就这些问题，刘磊也曾与河南团省委、河南省红十字会等单位的领导们沟通过，他们对民间公益组织的活动很赞赏，也很支持，但就是缺乏政府部门对这些民间公益组织进行帮扶的政策依据。

刘磊说，他一直在思考，红五月能否像国外民间公益组织一样，政府掏钱，公益组织具体执行。“这样成员可以专心从事公益事业，不受生活压力所迫。”

“我最大的愿望是，相关部门成立一个志愿者服务大厅，在这个大厅里，既可召集各类公益组织积极参与，根据各个公益组织的特长，让他们在擅长的行业开展慈善活动，又可以募集各个爱心企业和个人的善款，在爱心企业和公益组织之间搭建起一个平台。”刘磊说。

现实中，很多企业也想献爱心，但苦于没有合适的渠道和平台，而民间公益组织又没有精力联系到合适的企业，双方都在寻找，只是缺少一个中介、一个平台。“对于每笔善款的最终去向，可由政府部门组织人员进行监管、审计……”

（熊堰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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