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高小贤：她为妇女事业奉献终生

作者|王行娟（中国首个民间妇女组织红枫中心创始人、名誉理事长）

高小贤是我最敬重的一位学者、第一代妇女NGO创始人。她在2025年4月2日因病去世，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最近几天在阅读各界的悼文中，了解到她在推动妇女运动的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很多领域是我过去不知道的，横跨妇女理论与妇女行动两界，被称为学者型行动派、实践性学者。我对她的敬重之情，越益加深。

我们相识在80年代中期。1986年6月，我接到高小贤的邀请，出席陕西省妇联召开的“改革与妇女问题研究会”。当时我还是北京出版社的编辑，兼职担任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机关刊物《婚姻与家庭》常务副主编，主编是全国妇联书记王德意。我是在1985年被邀请参与创办和主编《婚姻与家庭》，时间一直延续到1987年反精神污染运动后离职。我从而闯进了妇女界，开始关注到改革开放后妇女的生存状况，看到了妇女在社会上、在婚姻和家庭中仍然存在大量受歧视和受压迫的现象，女大学生就业难，封建旧传统观念仍然束缚着一些女性，买卖婚、童婚、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种种现象，令我触目惊心，就用撰写文章和编写妇女丛书的方法，呼吁女性自立自强，做一个现代的女性。

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年代，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民大讨论风气的影响下，学术研究风气很浓，妇女研究也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输入的情况下，开启了一个新的局面，涌现了以李小江为首的妇女研究热潮。

妇女理论是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研究妇女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当时我刚进入妇女界，对中国的和西方的妇女运动和妇女理论一无所知，也认识不到它的重要性，只看到现实中种种歧视妇女的事例，觉得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采取行动，消除不平等现象。我列席过李小江召开的一些研究会议，觉得她研究的妇女学科理论与现实生活离得很远，对这种宏大叙事的研究不感兴趣。有一次会议，我忍不住打断发言者的话说，“广大妇女还在水深火热中，你们在这里谈的问题究竟有什么用?”一时语惊四座，会议鸦雀无声。事后，小江在她的很多发言、文章和著作中，反复批判这句话，认为是用激进的革命咒语企图吓退刚刚挺起腰杆的知识女性，用“为工农服务”压迫知识女性。她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水深火热》，收集在她2012年出版的书中。

我参加“改革与妇女问题研究会”的感受与参加纯女性学术研究的会议有很大的不同，研讨的问题主要是改革开放中的妇女问题，正是我关切的内容。这次会议宣布成立陕西省妇女理论与婚姻家庭研究会。我很好奇，1982年全国妇联创办“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后，各个地方妇联也跟着成立当地的“婚姻家庭研究会”，唯独陕西省的是“理论与婚姻家庭研究会”，前面加了“理论”两个字。担任研究会秘书长的小贤给我的解释是，改革开放后妇女的问题比较多，不仅研究婚姻家庭问题，还要研究妇女在其他领域中的问题，找出原因，提出对策，影响政府，干预现象的改变。她这番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看到了有一条解决妇女不平等现象的办法，就是研究当代妇女问题，找出原因和对策，影响政府采取行动。日后在1988年，我带头创办中国第一家民间妇女组织，选择的切入点就是创办一家妇女研究所 ，研究当代妇女问题。高小贤的话，对我的决定起到重要作用。

在妇女所的章程上，宗旨的第一条是“组织专业及业余力量，对改革开放中的妇女问题进行专题科学研究，研究范围包括妇女人力资源开发、妇女卫生保健、妇女婚姻家庭问题、妇女职业、妇女人格等，并为有关决策单位提供咨询服务”。第二条是“建立妇女情况资料库”。第三条是“改变妇女的弱者依附心理，唤起妇女主体意识，实现妇女自我价值，关怀妇女的困难和疾苦”。

通过“改革与妇女研讨会”的接触，小贤的睿智、干练，还有西北人特有的淳朴、憨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届大学生，出道就在妇联从事妇女研究，多次参加过国内外的培训，跻身于国内一流妇女学者的行列。她对我这个对妇女理论一无所知、半道闯入妇女界的素人，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平等、尊重、热情相待，与她相处感到很舒服，拉近了我们之间的心理距离。以后，陕西妇研会举办的一些大型活动，她都邀请我参加，我们成为可以敞开心怀、进行深入交流的战友。

有一次，我们谈到“水深火热”的话题。我说，后来我才认识到，妇女研究与妇女行动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妇女研究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基础理论研究，这类研究旨在进行妇女学学科的建立，讲究理论与现实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理论是对现实的抽象，它必然高于现实，着眼于探索一些属性、规律、特征性、宏观性的问题，对它们进行理性的分析与探索，使之更具科学性、全面性和普遍性。另一部分是应用理论的研究，它偏重于对策性、行动性的研究。西方女性研究的一个口号是“女性研究、研究女性、为了女性”，研究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妇女应用理论研究应该具有时代的实践性，紧贴新时代妇女发展的脉搏，响应新时代妇女的诉求和呼唤，回应新时代妇女的重大问题，科学分析和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有关妇女发展的重大问题。小江她们进行的是基础理论的研究，所以不接触太多现实的问题。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是高等院校的女教师和研究单位的研究人员，她们是女性中的精英，是学者的身份。她们的研究提升了我国妇女理论研究的水平。

而我主要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妇女问题，我做的妇女研究是实践性、应用政策性的研究，是为现实服务的。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研究，认清妇女跟不上时代发展的缘由，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让弱势妇女重新成为社会的主体。我和小江是在不同的领域开展研究工作，目的都是一个，推进性别平等事业的发展。我们的认识都有过偏颇之处。

我还讲到，妇女所成立后的第四年，在1992年，我们就从单纯的妇女研究转向直接为妇女服务，开通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以后又将心理咨询服务延伸到社区，对多个妇女弱势群体开展心理救援。我们把服务妇女的项目做成行动研究，并将研究的成果，通过全国人大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近20份关于保障妇女权益的立法和政策倡议，以影响决策。我们走的是妇女行动者的道路，卢小飞老师曾经称我是第一批妇女社会工作者。

小贤对我的观点是认同的。

1996年6月，我接到小贤的电话，她说，妇研会不想单纯搞研究，想向行动干预转型，申请到一些资金，也想开通陕西妇女热线，请我来做培训。我开心的答应了。原来陕西妇研会也像我们一样，从单纯的研究向行动的方向转变，而且也选择了开通妇女热线作为突破口。我告诉她如何筹备热线的开通，怎样招募志愿者。7月6日，我赴西安，为志愿者做了一天的培训。以后又派红枫的督导再次对志愿者进行了培训。

小贤开通妇女热线，将妇研会从研究机构转向公益服务，反映了她对民间组织身份的认同。她在1999年将妇研会注册为社团法人，就是向民间组织转型的过渡。随后她在2008年建立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中心，就完全走民间社会组织运作的道路了。

小贤在开通妇女热线后，又开展了法律咨询的服务，而且越做越大，走进农村，打开了为妇女服务的广阔天地。她已经越出了陕西的地界，延伸到西北的多个省份。我们在背后称她为“西北王”。

有一次我们见面，她问我，红枫每年的流水是多少，我说一百多万，她脱口而出：那么少？我每年光发工资就一百多万，一年的流水几千万。我说，我和你不一样，你多能干呀，我哪能跟你比呀！你是顶着陕西省妇联和妇研会的牌子起家的，这些牌子有多硬！我是个草根，没有背景，没有资源。另外社会不重视妇女心理健康，我们申请妇女心理咨询的项目，很难得到资助。她同意说，我们的妇女热线也一样，申请不到资助，而法律咨询的资金就很多，弄得两部分志愿者的待遇不同，闹出了矛盾。

时间进入到2004年，由福特基金会发起的民间组织能力建设培训形成了一个热潮。

在这一年的年哪个月，我记不请了，西双版纳妇女儿童心理法律咨询服务中心的龙思海、农家女当时的执行主任李涛和我，因为评估一个项目立项的可能性，被德国米索尔基金会项目官员博盟请到西安，与陕西妇研会小贤相会。我看到陕西妇研会已经是家大业大了，房产都有三套，员工众多，还管理得整整有条，进一步认识到小贤不仅有很强的开拓妇女项目的能力，而且具有超高的组织管理能力，而这方面正是我最缺失的，不由得感叹说，民间组织能力建设，不光学国外的经验，小贤的组织管理经验我就想学。李涛也赞成我的意见。小贤说，参与式能力建设活动中有一种同伴学习的方式，就是同类机构相互学习，分享经验。我们几家妇女民间机构可以考虑申请一个中国妇女NGO能力建设项目，进行相互交流和学习。这个意见得到米索尔基金会项目官员博盟的赞同，表示愿意提供资助。

我们马上行动起来，征求另外两家妇女组织：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郭建梅和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梁军的意见，她们都特别赞成，于是确定这个项目的参与者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六家妇女组织。大家推举小贤作为项目的协调人，负责项目申请和组织事宜。

这个项目从2005年到2007年，持续3年。第一年在西安举办，第二年在河南，2007年在北京，由红枫与北大法律中心联合举办。

这是中国第一代妇女NGO创始人的第一次聚会，成果非常丰富，达到同伴教育的目的。六家组织的创始人就六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这六个方面是：组织建设、机构文化、人力资源、筹款动员、财务制度、项目管理。会后出版了由小贤与谢丽华主编的一本书：《中国妇女NGO成长进行时》，记录了六家组织在这些年来，在跌打滚爬的过程中，在学习国外经验实现本土化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作了一个概括性的介绍。

这次交流的另一个成果是，我们六家组织的领导人从此建立起深厚的姐妹情谊，形成了一个交流合作和相互支持的小群体。我曾经写过两篇文章介绍我们的活动：“第一代妇女NGO领导人的一次反思”、“妇女NGO成长的探索”。我介绍了这些在95世妇女前后，带头创办第一代妇女NGO的女性，是站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女性，她们出自对妇女命运的关怀，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开天辟地，经历了千难万苦，有的已站稳了脚跟，有的仍在泥潭中。第一次聚会时，有的人说到伤心处，不禁流下眼泪。有的人感同身受，也陪着落泪，一时哭声一片。这不是创业者的矫情，也不是懦弱退缩的表现，而是在同行者面前，把多年积压的痛苦与委屈情绪，有了一次大释放的机会。我们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理念相同，道路相同，意气相投，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坎坷，通过同伴间尽情的倾诉与互动，得到了理解、支持和关怀，更增添了应对困难的勇气，擦干眼泪继续战斗，并在战斗中成长。三年后，哪位曾经流泪的创业者，已经度过了难关，思想面貌焕然一新。面对创业者要完成角色转换的问题，她豪迈地笑言：一个时代结束了，我已消除创始人综合症的影响。

以后，我们六家组织一直保持联系，差不多5年左右就聚会一次。每次会面，也没有什么议题或程序安排，大家高高兴兴的坐在一起聊天，各自谈这些年来组织发展的状况和问题，随意交流自己的感想或意见。聚会的组织者是小贤，她利用妇研会开会的机会，把我们都请到西安，在大会之后，六家再进行聚会。也有单独组织我们到西安相聚的，她提供我们落地后的食宿，带我们参观西安的名胜古迹，还把我们请到她的家中品尝西安的美食。这时候的小贤，展现出她温柔、重情谊、重感情的一面。她在退休后，仍然忙着妇女的事业，从未放下，但是对我们这些妇女组织，一直放在心上，关怀备至。谢丽华在小贤去世后，在我们的微信群中写道，“小贤一直是我心中的大姐大”。的确是这样。

我们六家组织最近的一次聚会是2023年10月。本来约定去西安，后来觉得梁军创立的周庄典型很值得参观访问，就将活动地点改到河南。临行前小贤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让我把我们早年的一个宣传小册子“走过的路”带一本给她。我本来以为可以送她一本，匆忙间只找到一本，没敢贸然送出，就让她用手机拍下来。

我好奇问她，“你为什么要这个东西？”她说，她收集红枫的资料，红枫发的“妇女热线简报”她都留着了。我问她，为什么对这些资料感兴趣？她说，红枫是中国第一代妇女NGO的样板，是有历史价值的。

《走过的路》这个宣传小册子，当时是为参加95世界妇女大会的活动特地编写的，有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时间已经过去了近30年，难为小贤还记得它、还想保留它，令我大为感动。我对她说，我也觉得有必要保留红枫的资料，在我得了癌症，把红枫的工作完全放下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整理了红枫的档案资料。

在周庄活动结束后，在返回郑州的路上，我和小贤坐在一起。她说看过我和王凤仙合写的《她的道路》，她的评价是太简单、没有细节。我告诉她，这是为了庆祝红枫30周年的献礼书，是在两年的时间内赶出来的。当时我的主要精力在主编《女性主义与心理咨询》一书，《她的道路》主要由凤仙运作，我配合。另外，这本书要公开出版，层层审查，层层删节，被认为牵涉到人和事的部分，都被看作是敏感的东西，删掉了。我无可奈何，只能做到这一步。我还说，我现在正在整理红枫历史的文字稿，就有细节了。她问我，写完以后打算怎样处理？我说，封存。她又问，封存在哪里？我说，放我儿子哪里。她说，这些资料应该很好的保存下来，要有固定的保存的地方。如果你信得过我，我想有一个地方是保存这些资料最好的地方。我说，可以考虑。她说，她计划在11月到北京一次，到时她会来看我，看看我整理的红枫档案，我答应了。

到了11月份，我收到小贤一条微信，说她的血压不稳定，行程取消了。我回应说，不着急，明年春暖花开时再来。

2024年的5月7日，小贤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说，原想清大家5、6月份来西安相聚，因公事、私事两忙，推迟到9月份，8月份会给大家一个计划，希望大家预留出时间，期待秋后相聚。

我们都期望再一次的相聚。但是8月份没有收到她的计划，9月之约也没有成行。在这之后，我们几个人，在微信群里讨论过一些妇女问题，包括哀悼李小江的去世，她都没有回应。我注意到这个现象了，这不符合小贤的作风，但我把它解释为，她太忙了，可能无暇顾及。完全没有料到，正处在英年的她，竟然罹患了重病，在与疾病抗争中。

2025年3月21日，我突然接到杨静的电话，说小贤病重，可能不行了，详细情况她也不清楚。我立马给梁军打了电话。梁军说，她接到小贤的女儿大贝的电话，说她的妈妈病重。她决定代表我们几家妇女组织，马上去西安探望小贤。晚上回来后会分别给我们几家打电话，报告情况。

到了晚上，梁军在电话中详细介绍了会见小贤的情况。原来她在24年下半年查出胆囊癌，做了手术，但是没有控制住，已转移到肝，处在病危状态。梁军见到她时，她身体虚弱，但头脑清醒，还对梁军说，等我好了以后，我们六家组织要在一起做点事。听到这句话，我不禁热泪盈眶。小贤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心心念念六家组织，心心念念为妇女再做点事！这是一个具有多么高尚情怀的人，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妇女的事业。

在阅读对她的悼文中，我发现，她对民间组织的历史和档案管理非常重视，不只是关注红枫的档案。她说过，记录历史是社会成熟的一个标志，记录公益慈善领域的历史和现状，建立一个公益机构的电子档案管理模本和数据库，让公益机构的档案有一个合适的位置和长期存放的地方，将这代公益人探索奋斗的脚印得以完整保留，再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丰富性和厚度，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从这些讲话中，我看到一个知识女性，虽然身处西北一隅，只是省妇联的一个中层干部，却志存高远，把整个妇女的事业都装在她的心中，关心和思考她遇到的妇女问题，并殚精竭虑，设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她的力量和她所能做的终究是有限的，但她的精神和风范，对妇女界同仁的影响是无限的，会在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工作者中流传。

杨静在悼念小贤时说过一句话：高老师未完成的心愿太多，走的一定不安心。我也有同感，在她未完成的心愿中，会不会有一条是红枫档案存放的问题？

高小贤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2025.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