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湖北专访 | 李莉教授：这次，湖北公益能弯道超车吗？

导读：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民政部围绕支持湖北发展制定了一揽子政策，明确“要重点支持湖北省、武汉市等疫情严重地区的疫情善后与疫后恢复”。那些身处战疫一线的湖北社会组织目前状态如何？组织和业务情况怎样？发展面临着什么问题或困难？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推出“看见湖北”专栏，和基金会等公益同仁一道，聚焦湖北武汉等重点地区，发现真实需求，引导更多有效投入，发挥资源最大效益，共建区域公益生态。

6月12日，我们特别专访了武汉科技大学湖北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李莉主任，她从整体上梳理了基金会（官办和民间）、社会工作机构、志愿者组织、校友会、企业、政府等不同主体的抗疫表现，进一步勾勒出湖北公益生态的全貌，也展现出湖北公益生态自身发展的内部张力、希望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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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IC photo

要点速读

1、在协同治理中，社会组织的定位不是代表政府，也不是政府的附属，而是从社会公益的角度为真正需要的人群去提供服务，不是从政府或者说从组织自身的角度出发，去提供它认为所需要的服务。

2、长远来看，我觉得在湖北的公益生态中，社工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相比较而言，它的专业化或者说规范化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也可以说在湖北的公益生态发展过程中，项目运作模式，包括人员素质培养都可以有社工的一些元素。

3、未来发展的话，我觉得义工联应该是一个枢纽型的社会组织，所以他不仅自己要有行动力去发挥联动的能力，还要考虑如何吸纳会员？如何发展会员？如何在会员与会员之间，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去做更多联盟，也就是说它的组织枢纽功能需要更加突出。

4、希望企业基金会有公益营销的理念和操作模式，更希望他们能够立足于公益行业，这种价值定位和公益活动的模式能够体现企业基金会应有的作用和影响，能够兼顾公益与商业，那么企业基金会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5、这五大家指定机构相当于社会组织领域中的国企角色，它具有政府或者说社会的信任，长期以来也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所以，在这样一个需要集中统一管理的情况下，把相关的一些物资给到这五家机构是比较合理的，也是应急管理的一种需要。

6、在疫情刚刚开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湖北的社会组织活不下去了，没有活力了，没有出路了，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并不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因为外界的支持和资源涌入，给社会组织带来了更多的一些能力。

访谈全文

提问：整体而言，您认为湖北地区的公益生态现状呈现怎样的特点？我们了解到湖北地区以志愿服务组织数量居多，社会工作机构近年来发展迅猛甚至占据政策优势，关于组织孵化、项目评估等支持类组织也在发展（外来居多），基金会活跃度相对较低，对此，您怎么看？

李莉：我认为湖北公益生态的发展和中部区域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建设是比较相关的。之前在基金会论坛2017年武汉峰会上，我曾经对湖北的公益生态做过这样的一个描述叫做“公益的洼地，正在弯道超车”。湖北有很多公益资源，也有公益的传统，包括志愿服务精神，但是长期以来没有很好的发掘，比如政策的引领或者资源的补充，包括组织自身开展能力建设，所以它属于一个洼地；但是在外围环境的刺激与影响之下，它目前又处于一个弯道超车的状态。

具体来说，湖北地区以志愿服务组织数量居多，社会工作机构因为有政策优势而迅猛发展，基金会活跃度相对比较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政策福利，或者说政策支持。这对社会组织的影响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央到地方对于社会工作服务的建设和发展都十分重视，不仅仅是湖北，全国各地的社工机构都占据了政策优势；志愿服务数量众多，是来源于我们传统的社区建设的需要，它并不是政策导向所造成的非常明显的结果；基金会的活跃程度相对比较低，是因为基金会的政策供给相对比较薄弱——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以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特别是在湖北，我认为对于基金会的政策引领和支持还不够开放或者说不够显著，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较而言，没有很好的政策优势和政策红利。

第二，基金会的活跃度比较低与基金会本身的能力直接相关——湖北省内基金会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几家公募基金会由群团组织，比如团委、妇联他们来做相关的支持和引导，非公募基金会大部分是由企业和个人支持建立起来的，还有一些非公募的基金会是大学体制内的一些教育类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大部分都是围绕体制内的需求开展项目设计，比如说湖北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主要是在团省委指导下围绕青少年服务开展一些项目设计，湖北省妇女儿童基金会主要是在省妇联指导下围绕妇女儿童开展一些活动，教育类基金会主要服务于大学体制内的学生群体。所以，在此情况下，基金会社会化的功能相对来说不是很突出，也就是说它面向社会公众不定向的、大范围的公益支持不够显著，这也造成了我们基金会的活跃度较低，社会影响力不够大。

还有一点，湖北目前还没有形成有领头作用的基金会，特别是企业型基金会，我觉得这是比较遗憾的地方。我们湖北如果能够有像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这样的一个能够起到引领作用的基金会，这就可能会带动一批企业型基金会去开展更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

*注：图片来自网络

提问：疫情期间，尤其是武汉地区，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市场主体以及之间的协同处于怎样的状态，您认为这种关系对疫情防控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对社会组织的机构治理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李莉：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格局建设下，我认为它们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协同治理”，这种关系对于疫情防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叠加效应”作用。这几年湖北在开展社会组织建设的过程中，从政策层面或者说从政府层面一直在倡导“三社联动”，即社会组织、社区，社会工作处于一个相互联动、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协同治理的一种状态。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实际上又提出了一个“五社一心”（即社区、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公益慈善资源、心理服务专业力量），这是对社会组织与其他社会主体协同的一个新的定义与梳理。疫情期间，我们非常倡导社会组织、社工、社区、志愿者团体以及心理服务这样一些机构能够共同去开展相关的疫情防控工作。

这对社会组织的机构治理提出了哪些方面的要求呢？要从“三社联动”走向“五社一心”，社会组织在内部治理层面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回应机制，这个机制我把它总结为“要有更好的动员力和行动力，以及合法性、公益性”，这些内部能力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几个方面的治理要素我觉得很重要呢？

首先，动员力。我们知道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之间非常大不同就是它的草根性，社会组织是来自于民间社会的，需要发动社会的力量去凝聚社会资源来开展社会服务，如果社会组织没有实现它的社会动员能力，那么它在治理当中就是缺位的，或者说它无法很好地扮演这一角色。

第二，行动力。这是从效率方面来说。面对疫情，与政府和企业相比，特别是跟政府相比，社会组织的优势应该在于它的灵活和高效，它能够迅速回应社会问题，能够在第一时间去送达服务和产品，所以这个行动力在内部治理中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第三，公益性。在协同治理中，社会组织的定位不是代表政府，也不是政府的附属，而是从社会公益的角度为真正需要的人群去提供服务，不是从政府或者说从组织自身的角度出发，去提供它认为所需要的这种服务。

第四，合法性。社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没有得到很好的社会认同，是因为它的社会影响力、社会认同度都不太高，所以造成人们对于社会组织还不够充分信任，遇到困难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自己的单位或者社区，就是我们所说的正式组织。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非正式组织，它的社会合法性、社会认同度应该要有所提升，它要能够通过自己的服务，使得自己的社会形象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才能够在紧急状态下或者说在需要它出现的地方，第一时间去获得相关的资源，对接相关的人群，去提供最及时的服务。所以，在服务当中如果它的服务被屏蔽掉了或者说是它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场域，这和组织自身的社会合法性、社会影响力、社会认同度还是比较相关的。所以，在这个方面，社会组织要加强内部的治理结构建设。

*注：图片来自网络

提问：民政部第476号公告，明确“慈善组织为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募集的款物，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接收，除定向捐赠外，原则上服从湖北省、武汉市等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的统一调配”。根据您的观察，这种政策安排对五家指定机构带来了哪些影响？对其他社会组织带来哪些影响？

李莉：有五大家机构来进行捐赠的接收，物资由湖北省、武汉市的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调配，这种政策安排对这五大家机构带来了压力与挑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五大家指定机构相当于社会组织领域中的国企角色，它具有政府或者说社会的信任，长期以来也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所以，在这样一个需要集中统一管理的情况下，把相关的一些物资给到这五家机构是比较合理的，也是应急管理的一种需要。

对这五大家机构而言，因为在疫情发生之前，它们大部分都是常态化的管理和服务模式，红十字会也好，慈善总会也好，它们每年基本都围绕比较固定的捐赠收入做定向的项目支出，但是在疫情之下，海内外有大量的公益物资需要接收，并且要进行统一安排和资源调配，所以对这五家机构来说就相当于一场大雪一下子压在了这些平常建造的房子的屋顶上。一方面，他们责任很大，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对自己的管理模式、运作机制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和自我调整。比如如何去进行一些项目化的设计？对于来自各方的物资，如何进行及时有效的对接？人员怎样去调配分工和管理？这些都是很有挑战性的。在这种应急的状态下，有没有应急的反应模式？所以这种政策安排给这五大家机构带来很大的挑战和压力。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五家机构也做了很多内部建设，有些机构做得比较好，当然由于体制模式的影响，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毕竟它所面临的是一个非常态的管理方式。

这种政策安排对于其他社会组织带来了哪些影响呢？我认为，一方面是有利于政府对公益资源进行摸底和统一制度上的管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其他社会组织的进入，或者说在一定情况之下设置了门槛，让其他社会组织没有办法像这五大家指定机构一样去开展公益资源的接收和调配以及开展相关服务。在疫情中，我们观察到有一些企业或个人希望通过社会组织对医院、社区以及部分个体进行捐赠，但社会组织没有办法对接，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社会服务功能产生了限制，但是这个限制也是有一定政策合理性的。

*注：图片源自湖北省慈善总会官网

提问：我们了解到，湖北地区的企业基金会数量相对较少，相较于具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您认为此类基金会在疫情期间有哪些行动特点，如何评价他们的行动？您对此类组织的未来发展有怎样的期待？

李莉：在疫情期间，官方背景的基金会如说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湖北省妇女儿童基金会，还包括我们说的很多高校基金会，他们的动员能力或者说资源募集渠道和服务的人群相对比较固定，所以他们的行动力和执行力能够体现得比较充分。

企业基金会如美好公益基金会、信义兄弟基金会、湖北谈笑基金会等，他们在疫情发生前的大部分活动和企业所在的行业领域相关。在这次疫情中，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有一些捐赠行为，但从总体上来说，社会影响力和专业化的服务能力我觉得还不够充足，这和基金会本身的资金规模、平常的项目运作能力以及相关社会影响力有关。

企业基金会一直是我们湖北省比较薄弱的环节。湖北省经济发展不像北上广地区，有大规模的企业家或者说有企业家精神去引领基金会的建设。实际上，武汉市政府之前开展过引智工程，也召集了很多大企业家，比如说雷军这样一些比较有名的企业家回到武汉，来开展创业投资这方面的建设，但是好像没有往基金会这个方向去开展建设，我觉得这是比较遗憾的地方。如果政府在引领企业家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引领他们通过社会责任感建设（比如创立企业基金会），去引导他们投身于社会公益，我认为我们的企业基金会应该会走的更好。

此外，企业基金会也需要有更好的规范化管理，因为企业基金会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变成企业模式的延伸，很有可能会把商业的工作模式或者商业的运作理念代入到企业基金会中，造成企业管理的理念过强，但公益管理的理念相对薄弱，或者说是有企业经验的工作人员来去开展公益活动，造成我们企业基金会的一些偏离，这些都是我们在开展企业基金会建设时需要关注到的问题。我们希望企业基金会能够有公益营销这方面的理念和操作模式，但是我们更希望企业基金会能够立足于公益行业当中，这种价值定位和公益活动的模式能够去体现企业基金会应有的作用和影响，能够兼顾公益与商业，那么企业基金会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还有校友基金会。疫情期间，很多校友基金会发挥了很大作用，很多防疫物资都是通过校友的能量去获得的。比如湖北有一个清华校友基金会，他们的能量发挥比较充分，甚至可以调动直升飞机把物质直接运输到医院这样一些场所。像这种校友基金会，他们以往可能更多关注自己母校的文化建设，关注对学校的支持和服务，但是在这次疫情当中，因为这些校友的社会地位、社会影响包括校友人数规模都是非常强大的，他们的资源汇集能力特别强，同时又能够各自发挥所长，所以能够组建一个很好的应急团队去开展行动。

*注：图片源自微博截图

例如湖北清华校友会临时成立了志愿工作团，从最初3人在几日内发展到80人，为高效运作裂变为11个专项工作小组，包括综合、财务、宣传、校友关怀、物流协调、物资调度、国际联络、国内联络、技术咨询、法律咨询、审计督导，这些小组各负其责、彼此协作，接收捐款总计70多万元，成倍撬动社会资源。这样的行动力和行动结果，我觉得是值得称赞的。但是，这可能要跟《慈善法》有更好的对应——因为《慈善法》规定了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慈善组织才可以接收社会捐赠，才能够去募集社会物资，所以这样的基金会在开展活动时一定要在《慈善法》的管理建设范围之下，具备合法的慈善资格之后，更好地去开展服务。

提问：武汉高校众多，近年来依托高校发展起来的社工机构在湖北省内表现突出，您认为此类机构在疫情中的行动有哪些特点？长远来看，此类机构在湖北公益生态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李莉：社工机构的行动特点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是倡导，第二是服务，这也是我们说的NGO的两大功能。在这次疫情中，我觉得我们社工机构的倡导功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在特殊的疫情情况下，很多社会组织不能去做线下服务，只能通过线上服务去支持社会需要，回应民众需求。疫情期间，社工机构能够做的就是积极的去配合政策倡导，比如说冲在第一线的肯定是社区，那么在社区治理过程当中需要有很多政策宣传，知识的宣传，包括一些服务宣传，我们的社工机构在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充分的。

社工机构也有很多的行动能力，并且能够发挥出他们的专业性。比如志愿者做的更多的是物资运输，还有实实在在的人力支出，包括接送医护人员等等，但是社工机构还是立足于自身的功能性，就是如何提供专业性服务。所以很多社工机构在线上组建了服务团队，特别是围绕心理建设，围绕人和社会环境之间的这些关系来进行服务，也摸索出来很多模式。据了解，武汉市20余家社工机构几百名社工积极投入线上服务；“社工共振”、“I Will”、“社工伴行”等线上社工志愿者建立隔离点、方舱医院陪护微信群，在线及时缓解服务对象的焦虑紧张等不良情绪。

像这种模式的构建是很多其他社会组织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我们社工机构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有自己的一套专业能力，能够迅速从疫情当中去进行总结和归纳，所以这样一种行动力我觉得表现比较突出，而且也是非常有成效的。此外，湖北省社会工作联合会当时也专门编制和发布了一个《社区“三社联动”线上抗疫模式工作导引》，在紧急介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做出了宝贵的探索。另外我们社工界的老师主动跟国外的一些学者沟通，去编制防控疫情手册，并且还翻译成为韩文，日文。因为中国疫情发生在前，国外的疫情是在之后发生，为了能够更好更及时的把中国的宝贵经验传递给其他国家，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长远来看，我觉得在湖北的公益生态中，社工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相比较而言，它的专业化或者说规范化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也可以说在湖北的这种公益生态发展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项目运作模式，包括人员素质培养都需要有社工的一些元素。如果说我们能够将社工的一套知识体系、价值理念，和社工的方法、技术运用在我们的社会组织当中，社会组织会有一个更好的内在发展能力。所以我是非常建议，在我们的社会组织建设当中，一定要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培养，这对于我们解决社会组织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服务非专业性、人员流动性大，或者说是不规范的问题，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一个补充作用。

*注：6月13日上午，在武汉市东湖景园生鲜市场，居民们在选购新鲜蔬菜。市场内物资供应充足。（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梅涛 摄）

提问：湖北省内17个市州，绝大多数市州地区都有自己义工联合会，与社工组织相比，疫情期间，您认为义工联合会在组织架构、联合行动、资源获取等方面有哪些特点？您对此类组织的未来发展有怎样的期待？

李莉：义工联的话，它在组织架构、联合行动和志愿服务方面的确有它的特点，那么怎么去评价这类组织呢？我们了解到，在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最早出现的是志愿者组织，比如说义工联合会，为什么呢？

首先，义工联在组织架构层面是一个比较扁平化的组织，这种简单的架构让它具有一定的快速反应能力，比如说义工联里面管理者就有那么几个人，大家分工很明确，在这样一种扁平化的组织管理模式中，组织就能迅速去行动，不需要有很多程序化的手续或方式来拖延时间，所以在紧急救援的时候，组织架构有利于他的社会行动。

此外，在联合行动方面，因为我们大部分地区都有自己的义工联，他们长期以来都有相关的行为经验，所以在开展志愿活动过程当中，他们的经验能够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让他们第一时间在本区域内运用自己的社会网络去开展行动。我们知道，义工联本身有很多会员，也会有很多当地的志愿者，所以在内部管理上，他们能够很好的调动这些资源，跟其他的社会组织相比较而言，我觉得我们湖北省内的这些义工联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志愿组织，比如孝感义工联、荆门义工联，我觉得他们的行动力都是非常不错的。

未来发展的话，我觉得义工联实际上是一个联合会，作为一个联合会它应该是一个枢纽型的社会组织，所以他不仅自己要有行动力去发挥联动的能力，还要考虑如何吸纳会员？如何发展会员？如何在会员与会员之间，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去做更多联盟，也就是说它的组织枢纽功能需要更加突出。此外，因为基本上每一个地市州都有自己的义工联，那么组织的专业化管理，包括政府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希望政府在这个层面能够更好的去培育这些组织，给它更多的比如资金、政策、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让它们能够壮大和发展。

*注：5月30日，由全国工商联、湖北省人民政府、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联合主办的“全国工商联携手知名民企助力疫后重振脱贫攻坚湖北行”活动启动。图片源自网络。

提问：社区是基层疫情防控的核心，政策项目的执行基本上都绕不开社区，疫情期间，社会组织（基金会、社工机构、志愿者团队）与基层社区之间的互动呈现怎样的特点，在回应社区居民需求方面，各类型的社会组织有何优势与短板，这对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有怎样的影响？

李莉：我觉得现在社区防疫是核心，然后在社区防疫当中的话，我前面描述了，就是我们湖北的“三社联动”机制做的比较好，“三社联动”甚至“四社联动”以及到现在的“五社一心”，我们社会组织都在不断发挥作用。那么在基层的社区，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志愿者团队与基层社区之间的互动是非常紧密的，这也跟社区的工作特性相关。在基层的风控过程中，需要有大量的志愿人员去开展实际的志愿服务，比如社区封闭式管理，包括社区的团购、人员的接送都需要考虑，所以社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非常明显的回应居民的直接性需求。

那么，社工机构应该没有那么直接，在疫情刚开始的阶段，我们的社工机构没有办法通过项目的方式去跟社区之间形成直接对接，这跟社工机构本身的行为方式比较相关，因为我们很多社工机构是依靠项目化的方式来开展服务的，比如政府明确委托一定的项目，或者说基金会给到一定项目，项目的主题和内容明确了以后才能更好地去带着这个项目去跟基层社区形成互动。所以，如果没有项目，社工机构很难跟社区之间形成这种连接关系，它们不像志愿者团队通过个体，或者说是自发的一种行动去为社区开展服务。伴随疫情发展，社工机构后续找到了一个相互结合的点，就是围绕社区的心理建设、社区治理这个方面慢慢跟进，包括我们基金会有很多的项目支持后，社工机构跟社区的互动才形成了一个更好的联动效应。

对于基金会，大部分基金会在疫情防控当中主要提供相关的资金支持。因为基金会它的功能主要就是通过资金支持去引领一些社工机构和社会组织来去开展运作化服务，所以在疫情防控当中我看到很多全国范围内的基金会都在关注湖北，他们的很多社区服务是委托或者是依托于我们的社工机构和我们志愿者团队来去开展的，所以他们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定位、不同侧面上来共同去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各有各的特点和优势，只有充分去发挥各自优势，克服各自的短板，真正形成一种人力，资源，物质等方面的对接，才能够与我们社区进行更好的协同。

*注：6月16日，武汉疾控人员商超取样 目前在海鲜产品及环境中未检出新冠病毒。图片源自长江日报。

提问：疫情期间，大量的社会资源涌入湖北，给湖北的社会组织带去了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持，包括诸多的海外基金会资源，这种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对湖北地区社会组织有何影响？湖北地区的社会组织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回应？

李莉：这个影响肯定是一个正面影响，带来很多正向的社会效应。社会资源对于湖北的融入我觉得是一个机遇，我们看到疫情给湖北带来了很多重创，可能会造成我们经济上的一些滞后或者说是暂时的负面影响，但是疫情给湖北社会组织和湖北公益生态，我倒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就像汶川地震经历的过程一样。疫情发生之后，很多救济资源，包括一些服务资源都集中到了湖北地区。在疫情刚刚开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湖北的社会组织活不下去了，没有活力了，没有出路了，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并不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因为外界的支持和资源涌入，给社会组织带来了更多的一些能力。

资金的涌入，给社会组织带来了一个输血的功能。以往很多社会组织都是依靠政府购买或者说是社区购买，或者是服务委托去开展服务，在疫情期间，很多基金会、企业包括政府部门，给到社会组织一些项目申请支持，这对于社会组织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输血，让我们的社会组织能够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同时，社会资源涌入还能够给社会组织提供造血的条件，这个造血条件不仅仅是钱，更多的是服务理念、方法和技术。基金会包括海内外人士的支持和帮助，让我们的社会组织看到了应该怎么样去开展有效率有质量的服务。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基金会，他们的高效率行动模式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组织应该回应社会需求才是更合适的。

比如说在项目申请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基金会对于社会组织的申请筛选还是有非常严格的规范和要求，需要申请者具备一定的资质和条件，包括前期的工作经验和基础，后期开展项目的理念、技术和方法，对支持者的交待，社会组织自身的愿景目标等等。如果社会组织在项目的申请中能够很好的去交代，基金会才能够把项目和资金给到这个组织，反过来说，这也进一步帮助了社会组织实现规范化管理和提升回应这种规范化要求的能力，所以在技术层面、价值层面、管理层面对社会组织来说都是一种提升。

如何回应外界的支持？一方面，社会组织要有能力承接这笔钱去开展服务，另外一方面，社会组织要能用好这笔钱，通过项目管理、项目评估以及透明化服务实现社会交代。

*注：6月13日，武汉国际广场一家恢复营业的滑冰场内，市民正在滑冰。当日，武汉市室内体育健身及文化娱乐场所有序恢复开放。（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蔡俊 摄）

提问：近期，民政部党组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支持湖北省民政事业发展等工作。会议明确，民政部开展社会组织服务项目，举办人才培训，引导慈善和社会捐赠等，都要尽可能向湖北省倾斜。您是否感受到相关资源涌入湖北的趋势？您认为湖北省社会组织应该做好哪些方面的准备？

李莉：这个我当然能够感受到。很多资源涌入湖北，不仅仅是民政部出台了很多政策支持湖北的社会组织、公益志愿组织，社会工作方面也有相关的政策出台，这些政策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给我们社会组织政策红利，在社会影响力层面，在行动空间方面，将有更大的作为和发展。

一系列针对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的开展、人才的培训，都是非常好的。近期，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跟武汉市慈善总会联合给到湖北公益组织很多的项目申请支持，每个项目25万；还有华侨基金会跟湖北省社会工作联合会联合发布了项目申请。这两个项目都是围绕疫情防控过程中的社会心理服务建设的，需要社会组织跟社区一起来申请。心理建设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跟我们社会工作方法技术和服务内容是高度相关的。所以，这种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湖北公益的发展起到非常好的能量注入作用。现在有这样一批基金会和企业把资金投入到湖北，这相当于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资金池，一个公益的资金池。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社会组织需要未雨绸缪，要更加重视资金的使用，或者要有一些战略规划，就像我们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一个应急管理体系。如何去做呢？

在面对这种非常态的资源涌入时，社会组织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团队建设。社会组织非常重要的一个缺陷就是人员流动性比较大，人员待遇较低，人员知识体系不够全面，归根到底都是人的问题，现在有了资金融入，我们首先就是要开展人的建设，首先关注社会组织内人员的素质提升、人员管理和团队建设，这是基础性的工作，是一定要做好的。有了人之后就同步做好其他能力建设，比如项目设计、项目管理、项目评估，这一整套社会组织项目运作和管理能力。就像一个企业去管理一个产品一样，我们社会组织一旦拿到了项目，拿到了资金，就必须要有这方面的意识，要有这方面的能力建设。

第三，社会组织应该做好准备去接受社会监督，更好的去提升自己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公信力以及社会的美誉度。这样一个非常态的情况正是社会组织能够大有可为的空间，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样历史性的机遇，以往我们很多组织都在说不够受到待见，不够受到重视，就是拿不到钱，或者说得不到认可，但实际上很多时候一方面是外界环境的问题，一方面也是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么现在万事已备的情况之下，我们社会组织有了这样一个资源之后，一定要能够利用这种机会去打造我们的服务产品，形成我们的服务品牌，然后建立我们社会组织公信力，同步去提升自己各方面社会形象，通过比如说制度建设，通过我们与媒体的合作和宣传，通过我们实实在在的效果展示，包括我们自身的一种自律，我们的公开透明，在这些方面要能够做到更好。通过这样一种努力，不断去产生和形成我们自身的社会美誉度，让我们社会组织在这个疫情当中，在项目当中，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获得更多的合法性，我觉得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机遇。

*注：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6月10日在武汉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中共湖北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决定》。图片源自网络。

提问：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即将举办湖北峰会，您对于峰会有何建议或期待？

李莉：我非常高兴，这一次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的城市峰会能够在湖北举办，因为前两年在湖北曾经举办过一次，本来想着可能十年之后才会回到湖北，没想到疫情给我们湖北又创造了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条件。我觉得，基金会论坛的城市峰会再一次在湖北举办对于湖北的社会组织来说，对于湖北的公益生态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如果说疫情给湖北带来了很多黑暗，带来了很多困难，那么峰会的到来就像一缕清风，像一束光，我觉得通过这种知识的交流和智慧的产出，通过更多温暖的关注，能够开启我们湖北公益新的生态，能够让我们湖北的公益组织，我们的公益事业，特别是我们的基金会看到更多的契机。我也希望此次峰会能够撬动更多的资源，让我们湖北的公益基金会能够走出来，能够展现出自己应有的一些特色和能量。

*李莉，武汉科技大学湖北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