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质疑雷锋精神是进步

来源：北京晚报

【编者的话】怎么学习践行雷锋精神，怎么体悟雷锋的幸福感，是个常讲常新的话题。3月5日，是雷锋纪念日，我们重新编发2012年3月5日《北京晚报》对公方彬教授就雷锋精神的专访，以示纪念。

自己去做，才知灵魂能走多远

对话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

在雷锋离开我们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呼唤雷锋，也质疑雷锋；怀念雷锋，也恶搞雷锋。近半个月来，本报的“80后记者问雷锋”专栏针对“雷锋精神”和现实接轨时出现的困惑与问题连续发问，并邀请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一一作答。作为一名“雷锋精神”的传播者与践行者，面对这种种矛盾，又会有怎样的思考？

人物档案

图：公方彬教授

公方彬，国防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思想理论研究。曾三次参加边境作战，荣立一等功两次，三等功四次，荣获二级英模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代表作有《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30年来，拿出110万元的稿费和工资，资助山东、江西、湖北、西藏、新疆等11个省市自治区623名贫困学生读书。在给予资金支撑的同时，他还寄去励志图书700余册，写信30多万字。受他资助的学生，至今已有343人考入大学。

为什么对雷锋精神的质疑这么多？

“质疑是进步，但不能没有原则地无限质疑下去”

“也许我们的想法太单纯了，没想到网络负面的东西会这么多，但无论再多打击和质疑，都动摇不了我们宣传雷锋精神的信念。”“雷锋班”的官方微博如是说，各种质疑和负面评论让一直以老班长为榜样的战士们有点委屈。为什么雷锋这样一个“全民榜样”，会在今天引来如此之多的质疑？

质疑不是坏现象。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政治文化就不鼓励人们思考，“愚民”嘛！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引导人民思想境界提升；但相对而言，我们过去还是那种传统：我说你听，我提出你接受就可以了。

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大家的公民意识加强了，自主意识加强了，思考质疑的意识加强了，也就意味着任何问题都在质疑的过程中。这个质疑还不仅仅是雷锋，其实我们现在在质疑一切。

这种质疑从中国的发展阶段来讲，第一是进步，第二也只能把它看作一个过程，可以理解，但不能永远质疑下去。改革需要共识，我们社会也需要共识。

不能一切都在质疑之中，没有崇高、没有认同，甚至没有原则的质疑，那这个民族就出问题了。所以，质疑是好现象，但这个好现象不是无限地质疑。

之所以对雷锋质疑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把雷锋放得很高，他触及我们的灵魂世界，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标杆。既然是标杆，就得禁得起质疑。

我们要学你，那你值不值得学呢？我们要把你的事情全部理一遍之后，觉得该学才行。如果只是一个普通人或者一个小的典型，也不需要这么多质疑。正是因为他太高了，所以才引来比较多的质疑。

再一个，就是我们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出现了紊乱。大家都承认我们原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了，新的还没建立起来。从整体来评价当代中国，处于道德相对较弱的时期。以低评价高，什么结果？就是不相信。

远离崇高、恶搞英雄，都是精神蜕变过程的外在表现。在整个社会道德氛围不良的情况下，自然会对高尚产生怀疑，不相信会存在。

怎样传播雷锋精神才有说服力？

“让别人去做，自己首先要去做，自己去做，才知道灵魂能走多远”

在雷锋去世那年出生的公方彬说，自己是“沐浴着雷锋精神成长的”。他不仅撰写了十多万字研究雷锋精神的理论文章，也是一个“雷锋精神”的践行者。

入伍后的第二年，公方彬就从每月六七元津贴费里积攒下来的钱拿出30元资助贫困学生，这个习惯他坚持了30年，一共资助了600多名贫困学生，公方彬每年资助贫困生的款项也从当年的30元“涨”到了一年数万元。被“雷锋精神”说服的公方彬，怎样去说服其他人呢？

我的践行和传播跟我的职业联系比较密切，我研究的主要就是精神问题、价值问题。我说出来要让别人相信、让别人去做，那我自己首先要相信，我自己首先要去做。并且，在我自己去做的过程中，我才知道灵魂能走多远。

你倡导大家有道德，那你自己的道德到了没有？为什么有的教育者说了之后，别人不信？因为你自己都不信，你怎么让别人信？你自己就不道德，你怎么让别人有道德？不合逻辑。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育者本身有没有人格魅力的问题。

当然，我们不是说只要职业是教育者，就要道德很高，这也是不现实的。但是，确有一些人该承担，我把自己作为一个担当者。其实，雷锋就是一个担当者。

拿我自己的成长来说，这三十年，其实也是一个境界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有人质疑，但是看我的著作多了，了解我之后，他会相信我的这些东西是灵魂出来的。

我曾经到北大给两千多名学生作演讲。有人说，你给年轻人讲这个，谁听啊？但是我讲了以后下面反响很热烈，因为大家相信这个人说的是他真正的思考。

我笔下的东西、嘴里的东西都是源自灵魂深处的思考，并且是我实践中得来的真正的体验。我知道我能做到什么程度，别人也能做到什么程度，就看你做不做。你可以不做，但你只要做，是能达到这个境界的。

假如说其他领域可以在象牙塔里冥思苦索的话，道德、信仰的东西不是冥思苦索的结果，逻辑的推理和关照现实社会不是一码事。

我最大的体验就是，三十年的行为支撑着我的理论研究，而我的理论研究又指导着我的行为，二者是互动的。正因为这种互动，才有了持久；有了持久，才有了境界的提升；有了境界的提升，产生的理论和思想说服力才能更强。

说服别人并不是很难的事情。我曾经拯救过一个要自杀的孩子，跟他谈了一个下午，走的时候情绪就和进来的时候不一样了。不是孩子们、不是我们这个社会不愿意接受美好的东西；你是可以改变他的，但是你有改变的资本没有？你用什么来改变人？语言的说服力之外，你是不是有美好的心态？把道理阐明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来阐明，你能不能把他灵魂深处美好的东西张扬出来，把灰暗的东西压下去。

不是这个时代不需要高尚的东西。古人讲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没有人不希望精神世界更好，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帮他找到前进的道路，仅仅“告诉”人是不够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要确实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氛围。在我这里，我不觉得难。

我的故事

爱人：“你现在忙，我去给你寄吧！”

儿子：“那也得给自己留一点吧！不过人家要是很困难，也可以吧。”

从舍不得到主动去寄钱，家人也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曾有网友对雷锋追问：“如果雷锋叔叔有个天天逼他买房结婚的女朋友，他也不会把钱捐给人民公社了吧？”我们以同样的问题追问公方彬：在捐资助人的时候，怎么考虑家人的感受？他的回答中既有对家人多年来理解的感谢，也有自己曾经用过的“小花招”。

这是一个理解的过程。僧人为了修炼自己，某个阶段是苦行的。我也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自己克勤克俭，然后还帮助别人。

为什么我家属能接受呢？是因为她了解我的内心世界。我一直是这么走过来的，这已经是我人生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了。我没谈恋爱没结婚之前就已经是这样了，要是不让我做不是让我难受吗？还怎么互相理解呢？但是我也要考虑到她的承受力。

我现在收入高了，有稿费和讲课费，所以她现在更多考虑的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我的工作压力大，事情太多。现在我寄钱资助别人，有时候一次寄出去六七万，她就去给我寄了。以前不行，她舍不得。那时候稿费来了以后，我没交给她就直接寄走了，她就没有那种“付出”的感觉。女同志你给她几万块钱放在她兜里，再跟她要回来，难了；但没经过她的手，她只知道个数字，就没那么强烈的感觉。

现在已经不需要这样了，变成“你现在忙，我去给你寄吧！”虽然我现在收入比过去高了，但咱们也是工薪阶层，这个钱对我的收入来说比例还是很高的，女同志一次寄出去几万块钱，很不错啦！

我的孩子六七岁的时候，有采访的记者问他：“你爸拿出那么多钱给别人，你什么感觉？”我儿子说：“那也得给自己留一点吧！不过人家要是很困难，也可以吧。”我现在看当时的镜头，还是很感动，小小的就很懂事，虽然也心疼，但是知道对困难的人是要帮的。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以钱来评价善行。“雷锋精神”告诉我们价值有两种，一种是功利价值，另一种是道义价值，功利价值与道义价值应该是辩证统一的。

一个社会如果总是以功利价值评价人和事，很难把一个民族引向高尚。我们评价道德楷模或慈善先进个人时，如果总是关注其付出了多少金钱，就把道德引入了误区。

从功利价值上说，一个企业家百万、千万的捐献，一定比以捡破烂儿为生、同时抚养几个弃儿的效用或功利价值大；但如果从道义上说，后者不输于前者。只看功利而弱化道义，结果只能扼杀平民的道德行为。

弘扬“雷锋精神”凸显道义价值，并且以有限化作无限，进而让普通人认识到自己善行的意义和价值。但如果用金钱作为善行标准，就是我们的评价系统出了问题。(记者张棻胡铁湘摄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