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乐观主义者对气候变化的思考

琳恩•斯嘉丽（Lynn Scarlett）/文

在最近一次上班的途中，当我的车在交通高峰的车流中缓慢行进时，我看到一只昂首阔步的鹭，走在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的岸边。这只威风凛凛的鸟仿佛是在提醒我们，在看起来最不可能的情况下，也可以找到自然和美。然而，即使是像我这样的乐观主义者，也越来越难地对我们星球的命运抱有希望了。

琳恩•斯嘉丽（Lynn Scarlett）。摄影：© Cade Martin

环境严峻的新闻已不再新鲜，尤其是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这类新闻报道变得泛滥。一份报告指出，在过去的40年中，脊椎动物的数量下降了60%，地球上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陆地免于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到2050年，将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陆地不会因人类活动而发生改变。

最发人深省的是，去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一项研究，IPCC警告说，世界已经偏离了实现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设定目标的轨道，即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革命前水平的1.5摄氏度以内。而在未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情况下，温度一点点的变化都将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

摄影：© Kent Mason / TNC

受这些消极趋势的影响，有些人认为，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但是，来自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的新发现表明，改变这一进程仍为时不晚。去年，TNC与明尼苏达大学以及其他11家领先的学术和研究机构合作，对未来世界粮食、水和能源的需求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评估。我们发现，通过采取更为明智的策略，即使我们需要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做出很多改变，地球依然可以容纳不断增长的人口。

例如，通过改变人类种植作物的方式和地点，世界可以减少水资源短缺带来的压力，并显著减少农业产生的碳足迹。此外，研究还建议，通过加速清洁能源的转型进程，可以将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1.6摄氏度以内，这基本上达到了巴黎协议的目标。最重要的是，在实现以上控温成果的同时，还可以保持现有的经济增速。在未来的几十年内，通过一系列巨大但可控的改变，我们完全可以实现人与自然均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摄影：© Mark Godfrey / TNC

尽管有证据表明这是可实现的，但世界上鲜有国家会立刻开始行动。人们很容易便忘记，如果我们一味被动的应对气候变化，实际上就是有意为之，而我们对此已司空见惯。在美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政策制定者和社会活动家一直在讨论有关气候变化的议题，但收效甚微。就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11月，IPCC发布研究报告的几周后，美国华盛顿州一项有关就碳排放征税的投票以失败告终，而华盛顿州还是美国非常注重改善环境的一个州。世界各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也同样采取了不温不火、前后矛盾的方式。事实上，很少有国家能够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而且，一些政府还批准了在生态敏感区的开发，放松了对这些区域的保护。

此外，国际间气候和环境协定往往缺乏约束力。虽然《巴黎协定规则手册（Paris rulebook）》（即为《巴黎协定》的实施提供指导）的落实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很多措施都遭遇到了来自国家的阻力，这些国家将短期成本至于长期利益之上。

事实上，问题的很大一部分恰恰来源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框架的约束。在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之间，或者在经济增长和温室气体减排之间，与气候有关的决策常常被放弃。我们的数据显示，长期来看，应对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可以综合考虑环境、社会和经济的需求。

摄影：© Kevin Arnold

当然，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需要对工业和农业系统作出重大调整。我们需要新的政策，让污染环境的那些人负起责任，扩大对自然基础设施的投资，建立保护区，并支持更科学的规划。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到。而对于大多数人，如农民、渔民和清洁能源的生产厂商而言，改变现状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和环境效益，而不是更少。

如果再不行动起来，我们将面临更高的风险。在世界各地，更多的沿海社区正在经受着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的威胁，而可以安全饮用的水也在加速变为一种奢侈品。我仍然相信，我们可以克服危机，但即使作为一名气候乐观主义者也深知，这种态度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摄影：© Erich Schleg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