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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他们服务于城市里的“冰花男孩”


来源:凤凰网公益

在云南昆明的城中村里,如何寻找免费WiFi?社工张耀炜告诉我们:“只要看看哪些墙角有孩子蹲着玩手机就行了。”

在昆明,他们服务于城市里的“冰花男孩”

张烨/文

在云南昆明的城中村里,如何寻找免费WiFi?社工张耀炜告诉我们:“只要看看哪些墙角有孩子蹲着玩手机就行了。”

张耀炜所说的“孩子”,就是城中村里的流动儿童。他们中有不少人来自云南昭通,是此前走红网络的“冰花男孩”的老乡。当“冰花男孩”在农村留守,长途跋涉去上学时,流动儿童则跟随父母进入城市,住在条件简陋的城中村里,入读资源匮乏的民办学校。由于教育和公共服务的缺失,流动儿童之中逃学、辍学现象严重。不少人习惯在城中村游荡,安全事故频发,个别甚至出现偷窃、勒索等不良行为。

城中村里的住房。梁惠/摄

作为中国西南部的主要城市,昆明吸引了大量周边地区的流动人口。2012年的数据显示,昆明流动人口已达到200万。

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昆明较少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流动人口大多从事捡垃圾、摆地摊、建筑工地临时工等非正规就业,收入较低,且很不稳定。由于地处多民族聚居地,昆明的流动人口也呈现多民族的特征。受经济、文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往往生育率较高,令流动儿童现象更为突出。

“服务于流动儿童,特别是困境儿童,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张耀炜说。他所在的“昆明市五华区益心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下称益心为儿童)是一家关注流动儿童的NGO,独立运作前,是另一家关注流动人口的NGO“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下称云南连心)的一个部门。

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梁惠/摄

虽然云南分布着不少NGO,但他们大多关注农村、环保、艾滋病防治等议题,关注城市流动人口的较为少见。2005年,一群社工系的老师在昆明成立了云南连心,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2014年底,由于当地政策鼓励和机构分拆工作的需要,云南连心的儿童工作部从机构中独立出来,成立了益心为儿童。尽管分成了两个机构,双方仍在工作中密切合作。

张耀炜在2011年底加入了云南连心,益心为儿童独立后,他又担任了益心为儿童的负责人。来自大理的他也曾是一名流动人口,十几岁时外出打工,做了6年装修工,又在昆明的印刷厂工作了6年。他自2003年起进入公益机构工作,至今已有15年之久。“如果我的工作能推动一些改变,那么我和我的孩子也会是受益者,”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坚持。

益心为儿童负责人张耀炜。梁惠/摄

云南连心的第一个服务中心,位于昆明西山区的五家堆社区。2010年,由于昆明推进城中村改建,五家堆社区全面拆迁,机构就跟着所服务的流动家庭搬到了昆明西北部更为偏僻的五华区王家桥社区。

王家桥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城郊结合部社区,本地人口约3万多人,流动人口约10万多人。这里分布着布依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其中布依族中有不少家庭以拾荒为生。

以拾荒为生的布依族妇女。梁惠/摄

在王家桥社区,张耀炜和同事们深入了解了流动儿童的需求。他们发现,流动儿童首先面对的是生命安全的问题。在云南连心搬来之初,社区内发生了多起儿童溺亡的事故,触电、车祸、被拐卖等情况也时有发生。为了应对这些情况,云南连心在社区内开辟了儿童活动中心,为流动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安全、健康的公共空间。

儿童活动中心推行会员制(建档立卡)。来到中心的孩子,可以在社工的帮助下填写基本信息,从而领到一张会员证。办理会员不仅是为了方便管理,也为社工们全面了解孩子及其家庭、发现问题提供了机会。“比如有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生日,那有可能是父母不为他过生日;有的孩子不填爸爸或者不填妈妈,那可能就属于单亲家庭;有的孩子不知道老师的名字,那可能他的学校生活有问题,”张耀炜说,“这就为我们的服务创造了条件,让我们知道有哪些需求需要去回应,也可以将孩子们的需求归类,知道哪一类的需求是最多的。”

在活动中心登记过的孩子,以小学阶段的流动儿童为主。这是因为他们小学毕业后,难以在本地升学,而回老家就读,国家免学费还有生活补贴,家长的生活支出减轻,所以大多数的孩子要回到老家上学。同时一些学校为了避免拉低升学率,还会在五年级的时候将这些孩子“劝退”,所以在五年级也就是11岁的时候,许多孩子就要和父母分离,回到老家做留守儿童。但即便回到老家,由于离开了父母的监护,流动儿童的辍学率依然很高。根据云南连心的调查,流动儿童辍学率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高达13.5%。即使完成义务教育,不少人也会早早地走上社会。

面对这些情况,活动中心开展的活动并不以完全以知识学习为主,而是更多地培养孩子的生存能力、引导他们树立正面的价值观。“一旦他的家庭流动到其他社区,我们就难以提供服务,所以我们更多思考的角色就是,如果有一天孩子离开这个社区,他可以带走什么,我们在这之前可以做点什么?”张耀炜解释道,“他可能回到了老家,从一个流动儿童变成一个留守儿童,那他怎么自我照顾,包括正能量方面的认识,而不是导向负面的情绪。就目前情况,我们所服务的大量孩子在完成初中的学业以后,难以继续就读,不得不面临就业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能抓住与他在一起的时光,通过各种服务活动来增强他的能力,比如说如何去识别一些就业信息的识别能力,不至于上当受骗,或者是一些沟通表达能力,动手能力等,那就可以让他在就业路上少一些风险和波折。”

活动中心以鼓励孩子组织活动的方式,锻炼他们的能力。“前期我会跟他一起讨论策划,撰写活动计划书,还要准备一些活动物资,然后直到整个活动结束,写总结和反思报告”负责活动中心的社工杨春梅介绍道,“比较成功的有一次烧烤活动,是我们之前培育的儿童骨干策划的。她们两个女同学特别厉害,很快地弄起来,当时还下雨了,她们就撑着伞在那边烤,一烤完就分给小朋友,差不多30多个人吧,很快就吃完了。”

活动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这时社工的引导作用显得格外关键。“本来东西就特别少,孩子们的家境也不是特别好,吃烧烤对他们来说是特别好、特别开心的事情。你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坐着,你一个一个分,他们刚开始都是抢的,特别的乱,”杨春梅回忆自己当时为了维持秩序,淋了一身雨,但仍然要给孩子们正确的引导,“就跟他们讲了一些尊重什么的,会把我们活动中心的理念带给他们。这个也是我们做活动比较好的一个点,就是要在这里学会如何跟别人友好地互动。”

为了激发孩子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活动中心还推行了积分(代币)制。张耀炜介绍道:“当孩子组织一个活动,他写完策划书,只要我们通过,就可以有10分。如果将策划真的实施了,他可以获得50到100个积分。积分听着很多,实际不多,因为他需要去组团队才能完成,可能这个团队有3个或者4个人,每个人分下来可能也就20个积分。但在过程中,可以充分锻炼孩子们的组织、分工、协调、控场等能力。”

孩子们在获得积分以后,可以用它兑换物品。作为公益机构,益心为儿童经常会收到社会各界的捐赠,“刚开始如何将这些爱心物资合理的发放出去,还是有一定挑战,处理不好会导致新的问题,所以经过团队讨论,后来就采用了积分制的方式。”在张耀炜看来,孩子们用积分换回米、油等生活物资,也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从而提升了自己在家里的地位,“让父母们看到孩子也是可以为家里做贡献的,在这个过程中,为孩子撑起一定的参与权、可以说话的空间。”

通过组织活动,孩子们的角色逐渐从服务接受者变成了服务提供者。当他们走出社区时,他们也能运用在活动中心学到的技能,更好地为自己和他人服务。令张耀炜印象深刻的是参与活动中心乐器兴趣班的一个孩子,他在班上学会了尤克里里,回到老家后,老家发生了地震。他的弟弟妹妹都不幸丧生,他被抢救了过来。在等待重建的日子里,他时常在救灾帐篷中弹奏尤克里里,一方面是为了缓解自己的伤痛,另一方面也给受灾的农村孩子带来了安慰。

截至2017年,云南连心和益心为儿童通过活动中心,和两千多个孩子建立起了相对紧密的联系。然而,还是有些孩子没有被活动中心吸引,选择在网吧、街头游荡,甚至成立了不良团伙。

“有一些‘拔毛队’针对小学生,在上学或者放学路上要挟他们,搜走他身上的钱,或者威胁他在制定的时间把钱带到指定的地点。”张耀炜指出,“拔毛队”的成员大多是高年级或者辍学的孩子,“拔毛”的目的多半是为了去网吧。被“拔毛”的孩子报案率很低,而警方对此类案件也难以处理。

为什么孩子不愿待在学校,而要逃学、辍学、去网吧呢?云南连心和益心为儿童的同事们认为,这与目前的教育氛围有关。即使是小学阶段,大多数流动儿童也只能入读民办学校。入读公办学校需要有居住证,父母要有劳动合同,还要有固定的住宿的协议,但这里的流动人口大多从事非正规就业,与房东签订的也是口头协议,一些孩子甚至是超生的,连户口都没有。“我们所服务的很多家长,首先他就没有这个意识去办,其次他很难办到。”张耀炜总结说。

拾荒者的家庭住所,废品和居住空间混杂在一起。由于需要存储废品,他们往往难以租到较好的房子,更谈不上有正式的租房协议。梁惠/摄

一对夫妻正在把捡来的废品运上车。他们花了两个月时间,捡了600斤垃圾,可以卖700元。这样的工作并不存在劳动合同,从而影响孩子入学。梁惠/摄

和北京相比,昆明面向流动儿童的民办学校较正规,有相关部门颁发的办学执照,但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很多老师不是师范类毕业的,还有一些是下岗工人。”张耀炜指出,由于待遇较差,老师们的流动性也更高。机构曾经试图为老师们提供培训,但引起了学校的反感,“因为一旦老师能力提升了,待遇上不去,他必然会跳槽。”由于假期没有工资,许多民办学校的老师不得不在寒暑假找兼职,而这也成了他们寻找下一份工作的机会。张耀炜无奈地说:“曾经有一个学校的某个班级,在一个学期内就换了两个班主任。老师的流动带来学生跟不上学业,学业跟不上就没法被老师认可,最终导致孩子厌学、辍学发生的几率比较高。”

与低质量的教学并存的,还有对学生的体罚。“一些家长把学校当作一个大的托儿所,会对老师说,我家孩子不听话,你就打你就骂。这种情况不单民办学校有,公办学校也存在,这就导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尊重,所以他会感到自卑。”

为了改善民办学校的教学环境,机构招募了许多高校志愿者,让他们进入民办学校进行支援。这种方法既不会增加学校老师的负担,也不会引起学校的反感,较好地平衡了多方的利益。民办学校由于资源有限,在语文、数学等主课之外,较少开设音乐、美术等副课,而高校志愿者可以承担这部分课程。机构还在学校内设立了社会工作站,及时介入出现问题的儿童个案。通过走进学校的方式,机构在活动中心之外,又覆盖了7所学校的3000多个孩子。

除了整合民间资源,云南连心和益心为儿童也善于整合公共资源,从制度上谋求改变。机构自成立以来,和当地派出所、街道居委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例如可以使用派出所的党群中心办公室、街道居委会的宣传栏等,为日常活动争取了更多资源和空间。在体制层面,张耀炜既是一名社工,也是昆明市五华区的政协委员,有机会就相关议题作出提案。2010年,云南连心还参与举办了国家妇联和全省反对童工日大型社区活动,接待了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和省妇联的代表前来参观,令决策者们进一步了解了昆明流动儿童的情况。

十多年来,云南连心和益心为儿童扎根流动人口社区,在社区、学校、政策等多个层面服务于流动儿童,进行了深入持久的探索。回顾这些年来的工作,张耀炜也深有感触:“我们工作的特点,就是不知道能陪伴这些孩子多久,不知道我们对他的影响,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就像在春天撒种子,不知道种子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成长。所以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在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尽力去做。”

[责任编辑:赵歆 PP019]

责任编辑:赵歆 PP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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