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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行动起来:广州流动儿童守护者的进与退


来源:凤凰网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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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一个打工者聚集的城市。在这里,外来工被冠以“金雁”的名称。

广州是一个打工者聚集的城市。在这里,外来工被冠以“金雁”的名称。

从字面上看,“金”意味着财富,“雁”是一种候鸟,通常成群结队地迁徙。正是这群往返于老家和广州之间的打工者,为广州创造了无数财富。

外来工的子女,则被称为“小金雁”。他们和父母一样,在老家和城市之间来来去去。长期留在老家的,被称为留守儿童,长期住在城市的,被称为流动儿童。

据统计,2016年,广州义务教育阶段已有近60万名流动儿童,每100名学生中,就有46名是流动儿童。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工厂上班,平均每天工作11到12个小时,几乎没有时间教育孩子。为了节省生活成本,他们大多居住在工业区附近的城郊村里,社区环境较差,存在较多安全和卫生隐患。

城中村里的环境。梁惠/摄

番禺区是广州主要的工业区之一,分布着大量流动儿童。2010年,“小金雁社区公益服务中心”(2017年改名为‘火把社区’,下称小金雁)在番禺区成立,致力于改善流动儿童的生存状况。

针对流动儿童面临的问题,小金雁在城郊村内租用场地,开设了数个社区活动中心,为流动儿童提供安全、健康的活动场所。社区活动中心内亦会为儿童提供性别、安全等方面的教育课程,同时培养社区和家长骨干,令儿童、家长、社区一同成长。

2017年12月的一天,广州番禺区新桥村的家长们聚集在“小金雁社区公益服务中心”,讨论如何过冬至。

人称“芳姐”的刘彩芳是这场讨论的组织者,她站在家长中间,自信而有活力。在她的提议下,家长们先围成一圈做自我介绍,然后玩了几个热身游戏。

“你叫xxx吗?太巧了!我有个亲戚也叫xxx。”“玩过萝卜蹲吗?从来没有?那太好了!”在芳姐的热情带动下,大家很快熟络了起来,房间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芳姐(右二)带领家长们做游戏。梁惠/摄

崔丽霞带着女儿坐在一旁的角落,安静地看着她们做游戏。只有在需要她的时候,她才跑过去打打下手,时而复印资料,时而拍几张照片。如果不是刻意追问,你很难意识到她就是这家机构的负责人。

“会让自己尽量靠边一点,把中心位置留给这些社区骨干,”她谦逊地说,“他们才是真正的领袖,我不是。”

32岁的崔丽霞出生于广东茂名电白县,2006年来到广州读大学,专业是小学教育。大学期间,她参加了很多支教活动,经常去广东周边的农村学校教书。

“那些对我的影响挺大的”,崔丽霞说。毕业后,她没有马上工作,而是参加了团中央的“西部计划”,在广西做了半年志愿者。2010年,她回到广州,开始和流动儿童结缘。

“最初是通过网上招聘,参与到小金雁的项目里。”崔丽霞回忆道。当时,北京、上海等地已经出现了关注流动儿童的公益机构,而广东在这些方面较为滞后。在北京、广州两地公益人士的推动下,广州成立了小金雁,但双方的合作在一年后因为种种原因结束了。

崔丽霞一开始是项目的工作人员,后来接手了整个机构,“觉得一年打下的基础,不要了挺可惜的,就把它接下来自己做。”

小金雁的第一个项目所在地,位于番禺区的新桥村。这是一个典型的打工者社区,周围工厂林立,以五金、制造类为主。居住在这里的本地人口有6000多,而流动人口则达到了3万多。仅在小金雁登记过的流动儿童,就有700多人。

在崔丽霞工作的第一年里,小金雁借鉴北京的经验,开发了一系列游戏。崔丽霞每天的工作就是带着孩子们在社区里玩游戏。“玩得我快要吐了,”她笑着说,“玩到后来,孩子们都可以自己设计游戏,带我们玩了。”

那一年的工作,让崔丽霞看到了流动儿童自身的潜能,“如果给他们空间和资源,他们是可以跟大人做得一样好的,而且他们设计的游戏比大人的更有灵气。”

同样带给她启发的,是和社群的相处之道。以前她对社工没什么概念,大部分印象都来自港剧,“港剧里的社工给我的感觉都很高大上,很专业,又有点距离。但我发现在社区里没法用这样的套路做事,如果跟社群的黏度不够、对社区不够了解,你什么也做不了。”

一开始面对社群的时候,她有些茫然,直到她看到北京的公益同行们是如何走近社群的。“他们经常跟我说,你买菜的时候不要只卖菜,还可以认识一下老板娘什么的。我看他们和卖菜的阿姨聊得特别好,他们并没有天天待在新桥村,但他们对社区的理解比我还要深。”

崔丽霞逐渐意识到,做社群工作并没有捷径,只能日复一日地把自己投入进去,“不是说你站在外面看,而是你真的要投入感情,投入你的时间精力,把自己当做这个社区的一份子。”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社群,她把家搬到了新桥村,结婚前都一直住在这里。接管机构后,她要求所有同事都住在社区附近,或者就住在社区里,机构的宿舍也干脆建在了新桥村。

小金雁在新桥村租下了一间有上百年历史的祠堂,打造了一个富有本地特色的社区活动中心。除了节假日,活动中心日常开放,每天都有孩子来玩游戏。每周一至周五放学后,还会有高校志愿者来为孩子们辅导作业。

小金雁的活动中心,在一间上百年历史的祠堂里。张烨/摄

住在新桥村,每天来活动中心工作,崔丽霞更频繁地接触到了流动儿童,也更清楚地看到了他们身上的问题。“教孩子玩游戏的时候,孩子老打架,打得很凶,甚至大一点的小孩子之间开始约群架了。”

孩子的性教育是另一大问题。由于居住空间狭小,一些家庭五六口人挤在一间房里,父母和孩子睡上下铺,导致孩子过早地接触了性方面的信息,“很小的孩子就会模仿叫床的声音,甚至在我们活动中心的墙上画一些性器官。”

和性早熟相对的,是学习能力、生活能力的滞后发展。“有的小孩读到小学三年级,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了。有的小孩手脏得都黑了,他还可以用手抓东西吃。”

这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并不能通过玩游戏解决。于是,崔丽霞开始探索课程教育。“比如说青春期的教育、社交能力、生活规范,像这些东西我们觉得都是可以通过课程去带给他们一些改变的。”

刘晶晶在小金雁负责研发课程。她来自江西的山区,大学时参加了青协,2012年来到小金雁工作。理科出身的她一开始对儿童教育并不在行,后来通过不断的自学、参加培训,才渐渐适应。

“一般来说,网络就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只能自己去查资料。比如我发现其他NGO里有专门教性教育的,我就去听他那个老师讲课,然后再结合自己的理解去给孩子们讲。”

刘晶晶在给孩子们上厨艺课。梁惠/摄

在坚持不懈的学习下,她为孩子们设计出了性教育、安全教育以及一些兴趣类课程,也总结出了自己的工作经验。“跟孩子们聊天,了解他们的需求,比如看到孩子发育了却没有戴胸罩,就会跟他们讲讲这个。”

设计课程时,她也会尽量让课程变得有趣,“比如讲月经的时候,把卫生巾剪开、倒水,让他们看里面的变化,告诉他们为什么会吸水,孩子们挺喜欢这些实验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课程培训,孩子们身上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崔丽霞发现,大概一年半之后,参加课程的孩子打架情况明显减少了,大家会寻找不同的解决办法,而不是诉诸暴力。男生和女生的相处也更自然了,做游戏的时候不再害怕牵手。在生活习惯方面,孩子的卫生意识也提高了,“一些孩子回到家,会提醒父母碗放在家里,一个晚上没用了,要用水冲一下。”

然而,正当大家为课程感到满意的时候,一场悲剧却发生了。

2013年,一个常来小金雁活动中心的孩子,因为家中失火而死亡。那天是大年初八,孩子的父母在同一个工厂上班,因为要去工厂吃开年饭,就把孩子一个人反锁在家里。他们家有很多电器,过年又添了几件。结果电路短路引起了火灾,孩子未能逃生。

“那是一个8岁的孩子,而且很机灵,他其实是有充分的时间逃生的,”崔丽霞痛惜地说,“就是因为他爸妈不放心家里那些电器,在原来的两把锁之外又加了一把锁,但又忘了把那把锁的钥匙给他。他开不了门,出租屋的窗户又高,而且又是那种防盗窗。那个时候回来的人不多,他们家住得也偏,那个孩子就这样没了。”

这件事对崔丽霞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打击很大,让他们意识到只做课程还是远远不够的,“那个小孩来我们社区中心参加过安全自护的课程,每次做演习的时候,他都可以很顺利地逃脱。但是当他回到这个社区,里面有各种不确定的事,这些课程对他的成长是不是能够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好像并不是的。”

诚然,孩子们能在活动中心得到庇护,也能从课程里学到知识,但在这片小天地之外,他们仍然面对无穷无尽的风险。崔丽霞认为,如今更关键的是要走出去、对社区做出改善。

“最起码再出现这种事故的时候,孩子能顺利地出来,有人可以救他。然后他家里就算电器再多,也不需要多加一把锁。真的,一把锁就够了。”

2013年开始,小金雁把更多精力放在了社区改善上。机构得到了香港乐施会等多方的资助,得以开展更多社区工作,包括家庭层面的微观改善(家访、亲子沟通培训)、社区文化建设(社区艺术节、电影放映、流动乐园)、社群的组织和动员等等。

社区层面的工作,免不了要和孩子以外的大人们,尤其是家长们打交道。崔丽霞虽然是个“孩子王”,但和家长的互动却很吃力,“2014年前,我们机构最老的我都没结婚,在家长眼里我们就是一群小毛孩。谈什么育儿,人家会觉得你在开玩笑。”

成长背景是另一重隔膜,在家长们看来,这些大学生们虽然懂得很多,但跟自己不是一类人,“他们会说‘你好厉害啊,你怎么什么都懂’,一句话就能听出距离感。”

社区内的家长和孩子。梁惠/摄

面对大学生,家长也更容易产生依赖,“你安排好了,我来就好了。”在刘晶晶的课上,家长们普遍参与不多,“很多时候家长会把教育的责任推给我,比如性教育课程我做了三节课,一节是给家长的,两节是孩子的,家长来的很少。”

崔丽霞逐渐意识到,尽管机构在社区扎根多年,也提供了很多服务,但有些连结是他们无法建立的,有些事情是他们无法代劳的。

“社区的工作,只能交给社区的人自己解决。”抱着这样的信念,小金雁开始从社区居民里培养骨干,由社区骨干来带动居民参与儿童和社区工作。

芳姐是社区骨干中的佼佼者。她并非广州本地人,但会说广东话,以前在鞋厂做过工。2006年,由于丈夫在附近的工厂工作,她带着孩子来到新桥村居住。孩子上小学后,夫妻俩由于工作太忙,无法看管孩子,就把孩子送到了小金雁的课后托管服务。

一开始,芳姐只是普通家长,后来在小金雁工作人员的鼓励下,她渐渐成为社区骨干。“他们对我说,‘大姐你可以的,你来帮忙吧,’提升了我的信心,而且把我小时候的梦想也挖掘出来了,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做一名老师。”

芳姐(右)在组织活动。梁惠/摄

在鞋厂工作的时候,芳姐就因为开朗健谈的性格很受欢迎。来到小金雁后,家长们也喜欢围绕在她身边,“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经历过来的,会多一些感同身受,”芳姐总结道,“首先要让他们开心,抓住他们的兴趣点,比如玩个小游戏,其次是让他们觉得被需要。”

工作之余,芳姐还会不断为自己“充电”,例如看一些沟通类的书,练习沟通技巧。机构也为她提供了培训的机会,2015年,芳姐去北京参加了为期5天的培训,回来之后提升了自信,也更了解了公益的价值。

如今,芳姐已成为小金雁的全职人员,主要负责家长工作。她管理着200多人的家长微信群,有活动了就会提醒大家关注,“有的家长平时加班加点,但一有活动,她宁愿不加班了也要来参加。”有了家长群,家长之间的关系也更紧密了,“把家长维系起来,即使他们去了比较远的地方打工,有时也会回来。”

芳姐和社群之间奇妙的化学反应,连机构里的大学生们也自叹不如。刘晶晶回忆道:“有时跟家长沟通,家长觉得我没有生过孩子,没有经验,我就让芳姐来处理。芳姐一来,跟她们说起自己的孩子,她们就说对呀对呀,整个的距离就拉近了。”

崔丽霞也感叹道:“芳姐来了之后,效率明显提高了。现在她身边围绕着好几十个妈妈,只要她一呼唤,全都来了。”

在聘用芳姐的过程里,机构的理事会曾有不少反对意见,但崔丽霞却力排众议,“虽然从社工技巧来说,芳姐并不专业,带个热身游戏都能带那么久。但她就是能让家长们乐在其中。最后事情还是能做完,目标也完成了。所以,技巧不是决定性的。”

有了芳姐的成功例子,机构开始培养更多的社区骨干,而家长们也更加自发地组织起来,“她们现在推了两个妈妈出来,去参加那个早教班。学完回来以后,她们就可以开班,其他家长就出钱,来参加这个早教班,维持这两个妈妈的工资,”崔丽霞欣慰地说,“像这种连结发生的时候,大家其实已经开始关心社群的事情,并且在想解决的方法了。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慢慢来。”

从儿童到社区,小金雁的工作不断扩展,原有的名字已不足以代表机构,而大量重名亦带来困扰。2017年,在机构成立7周年之际,小金雁通过向社区居民征名,正式改名为“火把社区”。

“火把”意味着薪火相传,而崔丽霞和同事们也在逐渐向社区居民“交棒”。

未来五年,她们将进一步为居民们打好基础,包括动员更多社区资源,组织居民月捐,减少对外部资金的依赖;也包括孵化更多兴趣类社团,例如广场舞社团、学习社团,加上社区骨干的培养,一点点地把社区居民带动起来。

打好这些基础之后,崔丽霞和同事们也将“功成身退”,带着机构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我始终坚定地认为,我们这些大学生的同事并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我们顶多是个催化剂,主体一定还是社区里的这一帮人,”崔丽霞说,“我们对社区工作的想像,就是把这帮人给盘活了,让他们自己有能力去组织好、照顾好自己的社区。”

[责任编辑:赵歆 PP019]

责任编辑:赵歆 PP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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