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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自由:从性与“师德”说起


来源:新媒体女性

最近对制度与自由的讨论,无疑是从与教师职业相关的性侵害事件说起,但说到哪是终点?说到什么地方开始分道扬镳?

原标题:制度与自由:从性与“师德”说起

作者 / 邓蔚玲

首发 / 新媒体女性


编按 昨日,一篇《我为什么反对“全面禁止师生恋”大讨论》的文章在关注高校性骚扰事件的读者中传播开来,作者许云泽认为讨论“全面禁止师生恋”模糊了矛盾的焦点,隐去了行政权力体系在性骚扰、学术剥削等诸多高校问题中的责任,只是简单将教师与学生对立起来。本文是作者邓蔚玲针对许在文章中的观点提出的批评意见。

 

 

最近对制度与自由的讨论,无疑是从与教师职业相关的性侵害事件说起,但说到哪是终点?说到什么地方开始分道扬镳?

或许是巧合,我几乎在同一时间看到发表在同一天的两篇意见相斥的文章。头一篇是许云泽发表在“乐疑”的《我为什么反对“全面禁止师生恋”大讨论》,第二篇是黄雪琴发表在“广州性别中心”的《高岩们不能白死:我们需要怎样的反性骚扰/侵害机制》。

对比两篇文章,貌似又是一场民主与平等之间、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的摩擦。但这次“挑起争端”的自由派派了一个走路会把自己绊摔的代表。尽管如此,作为认真的读者,我们还是要看到他提出的一些关键的、他自己都无法回答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对女权主义论述做一些必要的补充。

可能是写得过于着急,许云泽的这篇文章从题目到通篇的论述,他的反对目标一变再变。从题目看,他反对的到底是对师生恋的“禁止”还是对“禁止”的大讨论?文中分别有阐述这两种反对意见的内容,可惜散落在文章不同角落的两个反对主题互相有出入。

许举出三类认为应“全面禁止师生恋”的观点并一一反驳。第一个观点是师生权力普遍不对等,师生间不存在完全平等的亲密关系,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孕育了性侵/骚扰的可能。许反对这一观点,认为禁令无法禁止坏念头的产生和坏行为的实施,只是“抽掉了教师事后辩解的语境”。

问题是,防不住坏事发生就应该解禁违法或不恰当的行为吗?我们常说游戏规则都是给听话的人定的,爱钻空子的人无论如何也可以钻到空子里,凌驾律法约束之上的人也可以肆意践踏规则。但是我们可以因为禁止闯红灯的律令管不了刻意闯红灯、不接受罚单的人,就撤销这条交规、取消遵守规则的共识吗?所谓听话和不听话的人有绝对的界线吗?绝对到一旦有禁令就自动站成两队?许一方面说“师德”是伪道德命题,一方面又置“禁令”于道德框架之内,遵守与不遵守律令怎么就跨越了分析的范畴?“师德”之所以是伪道德命题,正因为社会将某人给予或抽离某一地位的权力会被占据这个位置的人计算,这属于理性前瞻的问题。因此“禁令”限制的不是坏事发生的可能,而是添加了计算的环节和复杂性。沈阳、王攀这一类人,现在的计算方式应该在将来成为他们给自己挖的坑。

第二个观点是“师生恋”会让教育和社会资源倾斜。许反对这一观点,认为“师生恋”只是资源分配大局中的一小部分,禁止“师生恋”禁止不了资源分配不均。

举个例子,猎杀珍稀动物只是破坏生态平衡的一小部分,禁止猎杀禁止不了生态平衡被破坏,所以就不禁止、也不要讨论禁止的原则了?许的意思是,从表面扭转结构是妄想。此话当然对,但要证明“师生恋”是表面现象,他必须站到他后面批评的“师生恋大讨论”消费者的队伍里。更何况从消费心态出发的讨论和反对性骚扰/侵害被混为一谈时,他要连“性”和“性骚扰/侵害背后的权力滥用问题”二者一起消费。可见许是一手撸自由,一手遮望眼,对权力的毛细血管愤怒坐视、坚持不管。反对性骚扰/侵害的实质,无疑是制衡社会从文化和经济政治上赋予“老师”这个角色和地位的权力,而不是乐见教师进一步被学校控制,看着他/她们在反性骚扰/侵害机制“赠送”给(以学校面目出现的)官僚机构的权力底下瑟瑟发抖。所以持这一观点,并不等于许所说的“隐去行政权力体系谈教师队伍和学生群体的矛盾”。

第三类观点谈到如果不禁止师生恋,学生有可能以性为筹码、在恋情破裂后借“性骚扰”之措辞指控老师。许提出反对,认为学生对老师性骚扰的指控可以在恋情真空状态下提出。许说反对“师生恋”的人极少顾及这点,意即他/她们只把学生当弱者,以普遍性排挤或覆盖特殊性。

到底是哪一方面的构成使得“师生恋”“应当”被禁止?如果单从师生社会角色所给予的不对等地位出发,论点略显单薄,容易被粗心的人简化成只要有社会构造的不对等地位就要禁止恋爱,或者转个弯去神化“性自主”带来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励志故事,抑或是认为“禁止”的原理是用滑坡论证后的原罪说来反补道德缺口,用道德炮制律令,进而从律令滋生权力。重要的是,在学生阶段的青年人尚看不清爱慕、自由和上进的轮廓,需要在干扰尽量小的情况下逐渐摸索,而老师作为成年许久的人,在经验上占据足够优势。二者相比,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上差异很大,学生要下的赌注更大,因情感、情绪波动产生的人生偏差也就更大。不公平之处在于此,我们这些天来议论的悲剧便是证明。正是在此基础上,才谈论把禁止“师生恋”划到削减性骚扰/侵害可能性的方法中。

不难看出许是在为同是弱势群体的教师队伍说话,隐含着老师作为普通人爱上学生的权利,隐含着老师这个职业的各种苦涩和绝望,隐含着对整个教育行业丧失为伦理道德、学术自治、公民社会输血功能的控诉和批判。同在教育研究战线、为教育之苦而苦的我,以及所有为学生殒命于不公而感到悲愤的人、想要拯救教育的人、想要拯救学生的人,无不期望普通人有爱的权利和能力,期待这个爱的能力能抵过权力欲望(不论是由自私产生的权力还是政治经济结构赋予的权力),期待在大家一点点的努力、对公众意识一点点的修正和启蒙中慢慢拨云见日,期待这个社会是有道德的社会、而不是努力砸穿法律底线的社会。

许也明确批评了只顾讨论“师生恋”“咸湿八卦”、荒废大好时机推进校内民主进程的人。问题是,热烈消费“师生恋”的人显然没有关注或提出建立包括反性骚扰/侵害在内的保护学生安全和捍卫学术自治的任何建议,根本算不上许所讨厌的“建制派”。许的问题在于,不应将建设性意见与艳情消费混为一谈。许要痛斥“那些占据着各种头条侃侃而谈师生恋话题的人们”,表明了反对“大讨论”的决心。但也有讨论的人巴不得“师生恋”可以源源不断地补充性与权力的流氓故事。不通过完善对性骚扰/侵害的概念,把“师生恋”的现象调成非震动模式,许的理想又如何才能变成现实?

纵观全文,许的意见是(1)不要讨论“师生恋”;(2)禁止“师生恋”作用不大”;(3)不要借“禁止师生恋”的话题钻空子讨论“师生恋”;(4)如果一定要厚着脸皮讨论“师生恋”就讨论出点深刻的权力问题;(5)讨论性骚扰和八卦师生恋是一回事;(6)受骚扰而走投无路的同学太悲惨了;(7)她/他们走投无路而你们却在讨论修路,实在是不考虑她/他们是怎样在你们要修的路上殒命的。

反对“‘全面禁止师生恋’大讨论”的人没看到制度与自由是相爱相杀的一对矛盾。去制度而求自由的人,请问你靠什么来保护自由?一腔反对制度的热血么?许甚至自己在行文将尽时谈到“公民不服从/非暴力不合作”的典范已经在四月初现,“触角已经伸向了学生赋权、包括人事任命、政策安排、事件参议等方面的权力制衡”。单看这四点,哪一个不属于“机制”问题?建制派是容易被权力收拢,但是建立机制就一定要当建制派么?机制与压迫之间,只有许一闪念的距离。自由的定义几百年来的积累和修缮,在这位自由主义高于一切的狂想者脑海里,倏地被自由放飞了。

许自称反对相对主义和二元对立,却只看到了制度对自由的压迫和扭曲,就华丽地把制度与自由放在彼此的对立面上。世上没有任何一种制度不会限制自由,但自由的含义和边界也无疑在叙说着一种尚未实现的理想制度。无边界的自由,无疑是在惩罚被压迫、被侵害的人。

黄雪琴的文章中枚举了英、美、日几所大学防范校园性骚扰/侵害的机制。许则远程敲打,说不参考国内高校治校史就是空谈理想,不顾及建立机制产生的权力会瞬间被行政和权力机构吸收,最终将好不容易(从性骚扰/侵害事件)切开的公民空间葬送在桃色新闻和扩张的权力结构里。

许和黄共同提到了调查和谈判过程中的“独立”团队,并暗示或明示在当下的国情中“独立”之不易。黄看到了学生参与和社工机构的协作的必要性,正是要趁热打铁,打通制度与自由在实际操作中的对立姿态。那么为反对性骚扰/侵犯而建立的机制,无论校园内外,是否会像许预见的演变成为虎作伥的一笔错账?如果有此可能,女权主义思考和行动该如何及时止损?要谈清楚这两个问题,需要另起一篇文章。由于篇幅限制,在此我仅粗略地借我的阅读经历谈几点建议,以备此后更多前瞻性的讨论。

1

了解权力错综复杂、此消彼长的流动性。权力并非由特权阶级而生、向黎民百姓而去。特权,即权力的聚拢,当有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中有少数人依势而起,便有多数人被动下沉。而当多数人被简单粗暴地用进步和保守、反抗和妥协划分,人们就很容易忽略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势”造就了什么样的特权。虽说特权(父权)这个东西自古有之,但今之特权绝非与古时相同,按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了,经济基础变了。然而上世纪的马克思解不了本世纪的愁。虽然在整个人口范围内生产关系依旧有剥削的一方和被剥削的另一方,理论上后者颠覆了前者可以获得自由,这也是自由的经典定义,即自由是相对的。但就现在的中产阶级和精英群体而言,剥削与被剥削的两方合二为一,为出人头地的自由牺牲一切,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剥削神奇地共存了。这种新时势为特权提供的补给,仍需要有新的对自由的理解来解毒。

2

知识就是力量,此话不错。女权主义哲学家一直孜孜不倦地叩问知识是谁的知识,提出力量会被权力机关收编的警告。遵循这个规律,性别作为知识形式的存在,即便起初是为对抗权力而生,亦有可能在专业化的过程中孵化出新的权力。新生的权力将不再需要本初的知识背景做载体,而只在“专业性”上做文章,将其资本化,变成了拥有专业资本的人在经营自己的知识企业。这个结果恰恰是资本主义在21世纪的形态,即所向披靡的新自由主义。它大声念着动听的平权誓言,侵入公益领域,甚至不着急套现,就搭成了企业市场化、知识企业化、个人知识化的链条。所以女权主义的思考和行动既需要有犀利的分析和进击的实践,也需要破解这个新自由主义链条。

3

综合以上,女权主义者尤其要注重历史阅读,读史主要不是去做考证派,去堆积专业知识,而是去捕捉权力兴替所依靠的时势。女权意识从生活中来, 要到生活中去,但这一来一去之间,绕不开的是宏观的大智慧。大,即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断是被时势作弄摧残,也可百般存在。

邓蔚玲 |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系博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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