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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丽华,"法"是这位有个女性名字大男人的信仰


来源:独观世界

如果你对这个男人感兴趣,请先百度一下佟丽华,男,中国著名律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是为未成年人播种法律信仰的人民律师。现任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担任全国律师协会法律援助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和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未成年人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佟丽华,真的是个男人!而且还是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佟丽华

如果你对这个男人感兴趣,请先百度一下佟丽华,男,中国著名律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是为未成年人播种法律信仰的人民律师。现任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担任全国律师协会法律援助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和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未成年人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佟丽华律师在中国政法大学创办了中国政法大学准律师协会,从法大毕业后从业做律师以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将自己的眼光和热情转向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怀。他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农民工法律援助两大公益法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的接见。

2012年度CCTV法治人物评选获奖者。佟丽华律师以专业的视角、务实的态度和满腔的热忱,有效的推动着中国未成年人权利保护事业的发展。

1999年4月佟丽华律师牵头成立了“丰台区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站”,同年8月联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共同设立了第一家面向全国专门从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与研究的公益性民间组织——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2003年5月该中心正式注册为“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自成立到2006年6月共接待20000多件咨询案件,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数接近200。在办理大量法律援助案件的基础上,佟丽华律师积极开展法律研究工作。他创作和主编了《未成年人法学》等30余本法律图书,其中有21本分别获司法部“金剑文化工程”图书奖一、二、三等奖。

参与和推动未成年人保护立法工作

2003年他全程参与了《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调研、起草、论证和汇报工作的全过程。2004年他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团中央阶段的立法调研和起草工作,是修订草案第一稿的执笔人。他关于建立独立的流浪儿童救助制度的建议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的重视,他还积极参与了近些年来很多国家部委关于未成年人政策问题的论证以及草拟工作。佟丽华律师在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立法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

关于这位公益律还有太多的故事和信息,就不一一赘述了。

单说说这位佟大律师发生在4个多月前联合国的一个故事。

他在联合国人权舞台上发声

文/菊芳

一个在人权领域频繁使用的词组

2017年6月14日上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万国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5届大会一般性辩论环节,中国的社会组织——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和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大步走向非政府组织的发言坐席,准备发言。

从6月6日大会开幕,他一直在等待发言的机会。在这天,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高级专员在致辞时,点名指责了一些国家。这位人权高专还使用了近年来在人权领域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组“Naming and shaming”,译成中文,就是“点名和羞辱”。

这些年来,佟丽华和世界人权领域有过接触。他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在这个领域里,批评和斗争的氛围非常浓厚。此次,他和他的团队不是为“斗争”而来,但会议第一天,佟丽华就感受到了日内瓦湖底不平静的波涛。

第二天,大会的一般性辩论继续进行。下午4点,人权理事会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发布了关于减贫问题的报告,其中包括中国的减贫问题。报告充斥对中国法治及社会发展的指责。

佟丽华认为这个报告既不专业也不客观。中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过去30年里在减贫上取得的成绩,全世界有目共睹。这位特别报告员在2016年是到过中国访问的,他亲眼看到过脱贫后的中国农民的新生活。他可以指出中国某些方面存在的问题,但他更应该从中国的减贫成效中总结出一些经验介绍给其他贫穷国家,这些经验对世界是有益的。并且,发现世界各国好的经验,也是对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工作的基本要求。非常遗憾,特别报告员没能做到这点。

深深的,佟丽华感受到西方一些人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作为有幸率先参与联合国机制的中国社会组织,他希望走上讲台把中国准确地介绍给世界。但在联合国的会议上,所有发言都是按照既定规则来进行。在大会一般性辩论阶段,安排给非政府组织的发言时间一共只有半个小时,而且要由大会会务组事先排定发言名单和顺序,每个组织的代表人发言不得超过两分钟。他看了一下会务组发布的非政府组织的发言安排,8日将有一次,致诚代表团排在第17位。

8日下午,会议进行到非政府组织发言的环节,一个排在前面的代表团没有到,致诚代表团的发言顺序提到第16位。

第15位发言的是一位阿拉伯人。或许是太紧张了,他把发言稿读得飞快,快到同声翻译无法翻译。会议主持人几次提醒,他依然没有慢下来,主持人不得不请他重讲一遍。待他第二遍讲完,主持人结束非政府组织发言的槌声也敲响了。佟丽华和他的3位团员多少有些遗憾。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年举行3次会议,每次三周到四周时间不等。自2011年以来,致诚的两个中心多次派出代表参加过,但一般只是参加3到5天。致诚重点关注的,一直是国内问题。佟丽华从1999年开始做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无论是典型案例还是青少年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他都贡献了自己的实践和理论。在2003年到2005年,中国农民工欠薪矛盾最尖锐的时期,他创建了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这是中国第一个免费给农民工打官司的社会组织。至今,致诚已经在国内推动建立了30多家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有超过60万儿童和农民工等弱势人群从致诚所推动的免费法律帮助中直接受益。在中国老年化进程加快,老年人权益保护呈现种种复杂态势的近年,佟丽华又开始组建团队,致力于解决国内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这些国内的事情,都让佟丽华和致诚团队做不完。

但是现在,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变化了。

2017年1月,也是在联合国的讲台上,习近平主席做了一个演讲,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表达了中国要和世界一起面对人类遇到的共同挑战、解决人类遇到的共同问题的思想主旨。

佟丽华认真学习了习主席的演讲。他认为,应对人类遇到的共同挑战,不仅政府要做,社会组织也要做。中国的社会组织,应当积极参与到中国政府的这个重大决策中去。第一次,致诚代表团全程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希冀更多地参与到解决人类遇到的共同问题上去,也希冀在人权问题上更多地发出中国社会组织的声音。

连日的开会和交流中,佟丽华不时地听到“点名和羞辱”。对这个词组的运用,似乎已经成为联合国人权领域的一种时尚。佟丽华不赞同这种时尚。致诚从北京丰台路口的那座二层小楼走到日内瓦的万国宫,经历了漫长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跋涉路程。佟丽华经常说,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高谈阔论、相互指责是最容易的,但解决任何一个领域的现实问题都是困难的。而佟丽华近二十年间一直在解决社会矛盾的第一线,他相信自己积累的经验,不仅对解决国内问题,对解决国际问题同样有用。他只是在等待一个适当的表达的机会。

一直等到6月14日。

在宝贵的两分钟里,佟丽华第一句话就明确指出:“国际社会对中国正在全面开展的法治改革缺乏基本的了解,联合国关于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所介绍的情况也并不准确和客观。”然后他用最精炼的语言介绍了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积极变化,从一个社会组织专业、中立的视角,介绍了中国人权及法治发展的成就。“任何改革都需要一个过程,建设一个公正廉洁的司法制度是世界各国人民对本国司法制度的期待。但梦想与现实总是存在差距,这是我们人权保障及人类探索的动力。我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继续就如何建设公正权威的司法进行交流,以促进世界各国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事业的快速发展。”佟丽华这样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他讲得慷慨激昂,单那气势,就让人震撼。他走下发言席,向身边和他打招呼的人微笑致意。

联合国应当倡导和培育一种自省文化

在日内瓦的每一天,佟丽华和他的团员时间都安排得满满。除了参加大会,还参加了二十多场其他国家和社会组织举办的边会,十几场相关决议的非正式磋商,安排人参加了世界电信联盟国际峰会,拜访了联合国相关社会组织部门负责人和十几家国际组织驻日内瓦代表处,还应国家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邀请,做了《中国当前的法治改革》专题讲座。

边会是一个供各国参会组织在大会之外交流和讨论的场所。每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各国非政府组织举行的边会都在100多场。35届会议期间,致诚代表团申请举办两场边会。第一场边会在6月20日,主题为“建设一个免于暴力的世界”。

他结合联合国相关数据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暴力现象进行了分析,包括家庭暴力、战争与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网络暴力等等对各国人民造成的威胁和伤害。他说,这些暴力现象构成了对人权的最大挑战。

他介绍了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多年来在维护农民工权利、化解社会矛盾冲突中所做的事情,对暴力这一对人类社会共同挑战的关注。这是中国人权发展的最好例证。

他呼吁:“我们希望联合国担负起责任,发起一场非暴力合作运动,非暴力合作运动是指我们倡导以一种非暴力但合作的态度来解决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种种暴力现象。”

在一般性辩论大会上,由于受到两分钟发言时间限制没有能够讲完的话,在边会的讲台上可以继续,而且可以充分地阐述。

联合国人权高专说过这样的话:“许多人告诉我,不要点名指责和羞辱某些国家。但这些国家受到指责是源于他们自己的问题。”而佟丽华想告诉联合国:“这位人权高专的指责是否能解决问题?如果指责和羞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加剧问题的复杂程度,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指责和羞辱又有什么意义?”他对当今国际社会在人权领域充斥的斗争气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联合国应当倡导和培育一种自省文化。多年来在一些组织中流行的文化是批评和指责他人,只想去改变世界和他人,而不是首先反思和改变自己。而只有正视自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才能消弭矛盾,解决问题。

他提出了8项具体的倡议,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建设一个免于暴力的世界”的倡议。这个倡议的第7条,特别提出:“每个国家也要行动起来,要构建一种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

他的报告获得了与会者热情的掌声。国际司法桥梁一位国际项目负责人对佟丽华说:“你是一位非常勇敢的人,你对联合国人权机制提出了大胆的质疑。我希望将来能就这个问题有非常建设性的讨论。我也感谢你提出的很多务实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与会者对佟丽华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也提了许多问题。这些佟丽华认识和不认识的国际组织的代表,有的关注中国的社会组织如何与政府合作,有的关注中国青少年权益保护和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差异,有的关注对于农民工这种没有钱的人,致诚如何帮助他们维权……中国留学生则关注国内的社会组织参与联合国事务的现况和未来。

21日,致诚代表团举行了第二场边会,主题是另一个需要人类共同应对的问题:反对儿童性侵。中国的社会组织,也在开始思考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并且参与这些问题的解决。虽然对这些问题,依然离不开中国问题的思考和实践。

国际司法桥梁主席参加了致诚代表团举办的边会后表示:“致诚代表团在联合国能够连续组织两场边会,不仅成功介绍了中国律师和社会组织在国内的工作,也成功展示了他们对暴力、儿童性侵这些人类共同关注话题的贡献,希望中国社会组织更多参与国际活动,我们也愿意与中国社会组织有更多合作。”

未来还将进行新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跋涉

6月24日,致诚代表团圆满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离开日内瓦回国。

离开的前一天,佟丽华又看到了挂在万国宫连接图书馆和新会议楼之间的空中走廊玻璃墙壁上的中国巨幅羊毛挂毯《天坛》。这是1984年中国政府赠送给联合国的礼物。30余年过去,挂毯依旧亮丽如新。

这做工奇妙的挂毯,无论人从哪个角度去看它,那祈年殿的大门,永远朝向观看者。这作为中国象征的古建筑的形象走进这世界各国的荟萃之地,不正是历史悠久的中国走进世界的标志吗?那么,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使命面前,中国的社会组织,应该做些什么?

这是一个潮流——当今世界,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各个领域都有一批非常有国际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某种程度上,他们直接影响着相关领域的国际发展方向。联合国的一些决议,就是由非政府组织提出议案,最后推动大会形成,比如在1989年联合国44届大会上通过的,有196个缔约国家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制定。然而在中国,具有这样国际影响力的社会组织还微乎其微。

但是已经有了一个重要的开始。20天在万国宫的大小会议室出入,让佟丽华和他的团队深入地了解了联合国运作的机制,它的作用和它的缺陷。联合国需要改革,佟丽华希望中国的社会组织可以给联合国带来一些新的视角。他和他的团队一定还会来这里,但未来走进万国宫,绝不仅仅是参加几次大会,举办几次边会,而是无论从深化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交流,还是应对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都能起到引领的作用,给世界带来一些新的气象。

这是中国的社会组织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应该扮演的角色。

为了这个未来,佟丽华和他的团队,以及中国所有有志于此的社会组织,还将在漫长的路途上,进行新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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