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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缺少的是安全关系的建立


来源:凤凰公益

当我们谈论留守儿童时,除了“贫穷”外,我们还再谈什么?公益组织都在用什么方式帮助他们?外界对留守儿童的关怀,帮扶方式科学吗?科技能不能帮助他们减少孤独?凤凰公益举办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沙龙,关爱“事实孤儿”,我们愿与你一起努力。

公益沙龙现场

当我们谈论留守儿童时,除了“贫穷”外,我们还再谈什么?公益组织都在用什么方式帮助他们?外界对留守儿童的关怀,帮扶方式科学吗?科技能不能帮助他们减少孤独?

2月16日,由凤凰公益、凤凰新闻客户端主办,主题为“我们应如何关爱刘留守儿童”的公益沙龙在京师律师大厦举行。活动现场,邀请了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保护处主任科员林依帆,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总干事杜爽,中国儿童电影公益基金创始人柳莺,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执行理事于晨超五位专家参与讨论。以下为文字实录:

信息技术能帮到留守儿童吗

凤凰公益: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凤凰公益的公益沙龙。在这期公益沙龙开始之前,我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实验。这个实验是上个世纪50年代在美国进行的,有一个学者他对一群刚刚出生的小猴子进行了分别单独的关押,这个时候它们是离开母亲的,等这些猴子长大以后不能正常融入到猴群当中生活,即使有了孩子也对自己的孩子毫无亲情可言,甚至对自己的小猴子施加暴力。这个实验因为太过于残酷和现实已经被全球禁止了,但是这个实验,甚至这样的真实的画面却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不断的产生,那就是留守儿童的问题。

前些日子,又有一个留守儿童在除夕当夜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这个话题再次刺痛我们的内心,也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沉重。我们如何关爱留守儿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五位嘉宾来共同探讨。他们分别是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保护处主任科员林依帆,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总干事杜爽,中国儿童电影公益基金创始人柳莺,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执行理事于晨超,欢迎五位嘉宾做客我们凤凰公益的公益沙龙。

刚才我分享了一个心理实验,我觉得确实是非常残酷的一个实验,离开了亲情的成长,内心可能是急剧的扭曲或者是不健全的。然而前几天的新闻真的又刺痛了我们的心,高院长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孩子在除夕当夜选择离开,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要做这样的决定,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大家好,大家听到少年在除夕之夜选择喝农药自尽的方式可能会非常震惊,也觉得这个事情和场面不太容易接受。如果不孤立的来看这个事情,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发生在留守儿童这个群体身上呢?可能带有一个群体共同面临的问题。刚才主持人说到对小猴子进行封闭实验,其实纵向来讲,一个孩子在少年的时候会选择这样极端的方式,源于他成长过程中一直累积的问题和矛盾。横向来看留守儿童这个群体,这种事确实不是孤立的,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说明在这个群体身上有一些共性的,比如说心理危机或者是人格上的问题,包括家庭关系也出了问题。一个事件,特别是一个极端事件不能孤立的看待它,而是看它是不是能反映出一个群体或者是一类孩子的共性,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如果个体的问题靠个体去解决,你怎么去盯防每一个可能有潜在的心理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的个体,不太容易做到。系统的构建才有可能去真正直接达到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

凤凰公益:确实自杀的新闻,不是一次出现了,我们这边有一组数据,留守儿童上一次的普查数据是6100多万,进行了重新定义之后改为902万,流动儿童在全国城市当中随父母打工而流动的大概1000多万,留守老人是5000多万,这些数据确确实实值得我们深思,我们接着问一下林依帆,因为您在未成年人保护处,其实更多的工作是关爱留守儿童的,留守儿童他们有什么样的共性和特点帮我们分析一下。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保护处主任科员林依帆:我所在的部门先介绍一下,我所在的是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是因为去年新成立的一个业务处室。第二、我们除了做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工作之外,其实我们更着眼于整个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刚才您提到的留守儿童存在哪一些问题,我想就着您说的云南的个案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首先谈一下个案的看法,这个个案我是有几个核心的新闻事实,一个是这个孩子是17岁,第二个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一年回来一次,母亲从来没有回来过。为什么在父亲回来的春节产生一种自杀的倾向,我也一直在分析,我感觉可能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他一直没有收到来自父母的关爱,他的心是空的,处于绝望的状态。第二、父亲的回来并没有给他带来父爱,而是给他带来了家庭暴力,是压倒他的一根稻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个案反映出来的问题,一个是父母的亲子教育不当的问题。第二是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这种父母履行家庭职责没有及时提供一个监督指导跟干预,这是个案反映出来的问题。

您提到的留守儿童有哪一些方面的问题以及共性的问题。共性的问题我们去年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三方面。第一、人身安全的问题,我们去年摸底,民政部会同教育、公安进行了留守儿童的摸底排查,是902万。处于无人监护,独自居住的儿童还是有的,或者有一方留在家里监护,但是这一方没有履行监护的能力,实际上也是属于无效监护状态下儿童,这些儿童非常容易受到侵害,容易遭到不法人身伤害的安全问题。所以去年年底跟公安以及司法机关启动一个专项行动,这是一个人身安全的问题。第二、权益保护问题,我们做了很多的调研,发现孩子极端个案当中,很多孩子是因为心理问题造成的自杀,探究心理问题的背后很多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权益保护的问题。

我想跟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去年毕节留守儿童自杀的问题。一个是云南这个例子。毕节的孩子13岁,他的遗书里面写到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他的遗书里面写着我多么希望我自己不是人,我是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这样我就可以快乐的生活,不会流泪。是什么原因让他会处于这样绝望的状态?后来我们去了解,从新闻媒体报道上了解,他们有很多的共性,比如说父亲一年只回来一次,回一次打一次,去年毕节的个案当中,他的父亲回家以后,打断了孩子的腿,这个个案里面,这个父亲也是一年回一次打一次,而且更多的媒体报道出来说这个孩子曾经在暑假的时候,跟着去了父亲的务工地,也就是昆明,村民说父亲用钢筋打过孩子,母亲从来没有回来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孩子是有心理问题,造成心理问题的根本的原因是孩子他没有得到有效的监护,父母这种不履行监护职责,这种不作为是一种侵权,打孩子也是一种侵权,所以我说第二个留守儿童的问题首先是权益保护的问题。第三、我们再谈心理关爱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很多专业的社会组织,特别是留守儿童多的地区可能会发现大部分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心理状态跟大部分普通的学生差异并不是很大,那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虽然在外面务工,但是他们跟孩子保持经常性的沟通,他们的心里会好一些。但是有一些个案当中始终跟父母沟通不多,因为父母是无法替代的。第三、标签化,像你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其实上世纪的六十年代美国还做过一个例子,给孩子打上标签化以后就会进行一个预言的自我实现。老师说他是天才,虽然他可能不是天才,但是他可能自然而然朝天才的方向发展,我们给留守儿童打上一个标签,心理自卑、有问题,可能孩子自己就这么认为,可能就朝着一个不好的方向发展,我感觉留守儿童工作当中,如果要找问题就是这三个,人身安全、权益保护、心理不安。

凤凰公益:我们也希望在宣传和工作的时候去标签化,其实这对孩子是一种心理暗示型的引导。我们问一下杜爽老师,您是长时间的作为心理专家跟这些未成年人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能跟爸妈进行任何感情交流的孩子是如何长大的,而这些孩子他们会存在哪一些问题?容易有哪一些心理上的缺失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总干事杜爽:大家好,我先把您刚才讲的小猴子的问题稍微补充完整一点,实际上是这样进行的,在一个笼子里面,把笼子封闭起来,小猴子在笼子里有两个妈妈,一个妈妈是铁丝做的,但是这个铁丝做的母猴子身上挂着一个瓶子,是可以给这个小猴子提供很多吃的。另外一个妈妈是布包起来的。这个实验结果发现,这个小猴子除了特别饥饿的时候,它会跑到铁丝绑的妈妈那里吃奶,吃了以后它一定马上跑回到实际上没有奶的布包的妈妈的实验。这个实验很有意思,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实验后来发现是揭示我们在每个婴儿期间,我们的童年期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关爱的人,我们的喂养人就是我们的父母,如果这个时候你把父母跟孩子给剥离开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换句话说,在我们的小的时候,什么是对我们最重要的?是吃的吗?是那口奶水吗?看起来不是,那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心理安全的建立,是关于人的安全关系的建立。他认为妈妈关注我,因为我的每一次哭,我的需求是被呼应的,所以我是安全的,我是值得存在的,我是可爱的。回应刚才两位讲过的,第一、那些留守儿童孩子为什么有深深的被抛弃感以及绝望感,甚至他们有自惭、自杀的行为?因为在很小的时候这样的依恋关系的断裂造成的。第二、您也讲到当这些猴子长大以后,它们出现很多的行为,包括有一部分会很退缩,比如说它从此再不跟其他的猴子交流。有一部分表现出暴力攻击,甚至会杀死自己的孩子,这些行为都会出现在猴子的群体。反过来我们看留守孩子,其实无数的研究已经发现了这些群体是有一些共性心理的特点,比如说抑郁率非常高,歌路营和北大教育科学研究所在去年也做了一些研究,在全国选了一万七千多个样本,我们发现留守孩子的抑郁率达到了70%,这是一个非常高值得关注的指标。可能这些孩子在人格发展上,还有暴力、安全感等等都会非常长时间去影响他的成长以及他的长大,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些数据说未成年人犯罪率现在留守儿童占到了70%,甚至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大家都关注到第一是比较极端的个案,第二留守儿童这个群体,但是我们的研究也发现,不单是留守群体心理的状况差,而是我们普遍农村的孩子的心理都差。刚才我们有提到一个数据,就是抑郁率的风险,抑郁风险留守儿童达到了70%,但是我们整个农村孩子普遍调查下来,一万七千个大样本调查下来也达到了65%,是城市的两倍。所以我们这个可以看到先天不足跟父母剥离了,后天他的环境以及保障没有得到一些很好的保护,甚至如果我们到学校里面去看,他的生活环境、他的宿舍,他的学习的压抑,他跟师生的关系,比如说霸凌非常突出,这些都非常的严峻,我们改变的不仅仅是说只有把留守关系解决,可能包括他的成长环境需要改变。

凤凰公益:这种感情的缺失在成长上造成的心理上和性格上的问题会衍生出很多社会的问题。柳老师您是一个公益基金的发起人,也在致力于关爱孩子的工作,对于这些孩子他们心理障碍层面的问题是不是很难来解决呢?难点有哪一些呢?您给我们讲讲。

中国儿童电影公益基金创始人柳莺:首先我不像杜爽老师这样的有着心理专业知识背景的公益人,我们在做我们的公益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心理方面的问题其实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就像刚才大家所说的这样,我们所有的留守儿童其实他们缺失的是家庭温暖以及家庭教育,这两项由于身边没有父母,造成了这两项缺失。我们现在所做的公益项目关爱留守儿童基本上都是为了弥补或者是尽可能的去完善这两项缺失而去做的。比如说我们儿童电影公益放映,给所有的孩子放电影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童年都在电影当中,有电影的陪伴,有电影当中某一个人物经典台词可能会激励我一生,还有可能一个温暖的场景可能会让我快乐很久,更重要的因为是看了这部电影,我跟周边的朋友和同学有一个共同的话题,这样可以让我们融为一体,所以我们决心做儿童电影的公益放映,把电影带到你的身边去。我们的理想是不管你在哪里,不管山高路远,也不管有多么的艰难,我们一定陪你看一场电影,实现童年的梦想。

在放映的过程当中,我们关注到很多的孩子他们都没有机会去看一场电影。比如说我们在2015年8月份在湖南走访的时候,我们问那个小姑娘,下一次阿姨过来的时候可以实现你的一个梦想,你说一下我们能帮你什么?她说我想跟我的妈妈看一场电影。那个小姑娘才7岁,但是从她出生3个月之后,她的妈妈再也没有回来过,她的爸爸一年回来不了一次,所以她基本上是跟着病弱的奶奶在一起,这个环境下,她看到班里其他的同学,过年过节的时候是可以跟妈妈到镇上看一场电影,或者到县城里看一场电影,但是在她的童年里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也没有一个温暖的场景可以回忆,所以这个事情深深的触动了我们,促使我们发起了这个公益活动,我们跟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这个项目。我们希望在你的童年时光里面,我们能陪你看一场电影,用电影来温暖童年和温暖人生。

我们的目标是很大的,但是做起来确实是很难的,尤其在我们实施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在一期放电影的时候,走到你家里或者来到你学校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在我面前欢呼雀跃,有的孩子默默的提着小板凳,默默的低着头走进我们的现场,这些孩子我们一个一个跟老师确认基本上都是留守儿童,这些现象我们没有数据,我们没有像杜老师他们一样做一个非常完整的数据和样本,去具体搜索,然后去研究这个群体,但是我们用我们的目测,用我们的直觉就可以知道那一定是留守儿童,这就是留守儿童这个群体给我们带来的刺痛感、直觉。

凤凰公益:电影这样的一个形式传递的是精神上的一些安慰,网上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电影可能是一片阿司匹林,可能短暂的看完一个电影之后对他有一些心理的影响,包括您刚才所讲的是一种激励式的鼓励,可能在他的心里持续很久。

柳莺: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们有一个小男孩长得非常的漂亮,非常可爱,但是家里非常的穷,我们第一场电影就选择了到他的家里面放映,他的家里穷到什么程度呢?连大门只有半扇,而且半扇的下面还是烂的,可以夜不闭户了。选择到他家里去也是因为听他的老师讲起来,这个孩子其实特别的沉默,特别的没有自信,我想如果我们在你家里放一场电影,你可以邀请村里的小朋友一起来看这场电影,或许这种欢乐的仪式能够给你带来一点快乐的感觉或者一点点自信,于是我们就这么冒险的去尝试了,没想到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我现在回忆起来心里挺激动的,到他家里去的时候,老远看到他的家门口的小朋友穿的特别的整齐,达到了过年的着装标准,都在门口等着,还有村里老爷爷衬衣领子的扣子都扣好了,这种仪式感非常强。到他家看电影的时候,发现他的爸爸妈妈也都非常的高兴坐在角落里,这个小朋友忙前忙后的招待大家。他的家里连家具都没有,他写作业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水缸,水缸上面有一个木板,这种家庭可能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从来没有进过有这样的家庭,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我们去他家里放映电影,这个小朋友非常的开心,像一只欢乐的小鸟,忙前忙后。电影讲的也是一个小朋友到农村的爷爷家里去,改善了爷爷和爸爸家庭关系的电影,这个电影看完了以后,后来我们又去了解,这个小朋友的爸爸告诉我,后来的几个星期,这个小朋友一直和村里的小朋友唧唧喳喳的聊电影,这部电影给他带来的影响非常大。这个小朋友跟我讲,他在电影当中学会了如何去关爱。爸爸妈妈给我爱,我同样也要给我的爸爸妈妈那份爱,这是电影告诉他的。另外还有一点跟所有的小朋友在一起看电影的过程,让他感觉到非常的快乐,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快乐,不比过年放的鞭炮,也不比数学拿了满分。这个快乐他没有办法跟我描述,他讲我非常的开心。接下来几个星期一直跟小朋友讨论这部电影,这就是电影给大家带来的一点点改变,这个给孩子内心带来的自信,带来的这种满足或者是带来的这种希望都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是支撑我们把这个项目做好、做下去的动力。

凤凰公益:柳老师分享的这个案例非常的好,尤其是您最后点到的那个给孩子带来的希望,这个电影或许会伴随他一生的成长激励他维护亲情,甚至这是一个打在他内心的点。我再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我们国家这些留守儿童有44%左右和父母通电话的频率非常少的,少到什么样的数据呢?可能一年连四次都不到,当然这个数据是基于6100万留守儿童数据上的,而这组数据4%的孩子一年跟爸妈不通一个电话的,这个4%是将近260万左右,这也是基于6100万数据的。有人提到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视频、电话都可以解决父母跟孩子之间的沟通,我们想问一下于老师,您认为这样的现代化的技术能不能代替感情之间的真实的交流?它有哪一些弊端?

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执行理事于晨超:我先分享我们去年上学路上,因为上学路上本身跟歌路营做的比较像,是关注留守儿童心理的公益组织,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去年做的一个纪录片,我们去年跟心理专家一起跟随留守儿童的家长,在工地上的一般都是爸爸,在家政服务店的一般都是妈妈,让他们给孩子打电话,我们同时到了另外一边孩子的家里,去看孩子的状态。发现一般来说妈妈或者爸爸给小朋友通电话就是几句话,吃了吗?作业写完了吗?考试考的怎么样?听爷爷奶奶的话吗?基本上就这几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把这个问题摊开,找到了一些教父母打电话的一个方法。做一个父母给孩子打电话的指导手册,拿这个手册指导父母给孩子打电话,我们发现父母有几层方面的问题。第一、有的父母忙的顾不上,这肯定是有的。还有的父母不会方法,不知道怎么跟孩子交流,有的个人就比较腼腆,因为他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从各方面硬逼着家长,哪怕你重复我们这句话,这样去打给孩子。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我们跟乐平基金会下属的一个大姐打电话,这位大姐说我特别烦我儿子跟我说打篮球,弄的身上特别脏,也不学习。那天我跟她说,你孩子肯定特别喜欢打篮球,你能不能试着夸一下他或者问一下他怎么样?那个小朋友在电话里话匣子打开了,我今天跟这个小伙伴打了多久,我进了多少球,说的特别高兴,他的声音跟平时不一样,平时就是好、吃了,那天眉飞色舞的。这样妈妈也非常高兴,她觉得原来这个是可以有方法的,所以我们今年又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更深入的项目,上学路上家长会,有专门来附近的孩子跟家长沟通。因为我觉得理论上来讲肯定是亲子见面、陪伴、一起写作业,能够带着他去,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现实条件,因为有考虑经济问题必须有一个远距离的困扰,所以我们通过技术手段能够有一定意义上弥补,通过打电话的方法一定意义上弥补他们见面的机会。

刚才提到一年四次打电话,我们每年做一个白皮书,去年跟北师大一起做了一个调研,发了7000多份问卷,其中有一项是针对打电话的问题,我们发现有一个项目叫做撩拨效应,每年四次电话是效果最差的,甚至9%的孩子,在我们调研的当中,一年没跟父母通了几次电话,三次以下25%,但是效果最差的是一打四次,平均一个季度一次。后来我们也分析为什么?如果一次都不打,孩子就断了念想。一年四次刚要断念想又来了一个电话,超过五次、六次以上这个效果就会明显非常好,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要注意的,有一些技巧性的帮助家长和帮助孩子。

凤凰公益:刚才您讲到家长和孩子的沟通技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电话和电话之间是看不到表情和丰富的表达,有时候反而是在这种交流的技巧上,我觉得留守儿童的爸妈应该更好的参考公益组织给他们提供的技巧或者是资料。刚才我们提到了电话和网络的交流,高院长跟您问一个问题,有人提出在网上建立一个虚拟的家庭团聚空间,定期的组织孩子们跟家长进行交流,这样是不是比一年打几次会更好一些呢?这样定期组织网上家庭聚会会不会更好呢?您怎么看?

高华俊:我觉得要解决留守儿童跟父母的沟通问题,现在有很多的通讯手段,但是你说组织集体的活动让他们来沟通,还是个体的沟通,我觉得个体的沟通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如果是组织一个固定的虚拟空间,不是一对一的,而是一群人与父母沟通,这不容易构建共同的话题和场景,除非你在过年过节或者是某一个特殊的日子,特殊的场景或者这些父母跟孩子有特殊的共同点背景的时候可以来做,但是一般来讲,更多的涉及到心理亲情的关系建设,我觉得更多的是个体性的东西,虚拟的空间可以用来传播理念。刚才有讲到技术,我觉得这个其实讲到点子上,因为整个对留守儿童或者是特殊的儿童群体服务,这样的一种社会服务工作其实是需要一些专业支持的。从国外的经验来讲,无论是美国还是咱们中国香港,凡是社会服务比较发达的地方社会的工作也很突出。社会工作对待儿童或者是其他残障群体会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而且这些人是经过一定的训练,在整个社会服务体系当中有一套标准和流程。比如说香港,我们到香港考察过,社工怎么介入,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应该走什么样的流程?比如说孩子在家里遇到问题遭虐待了,他应该找什么样的人?比如说社区的警察、找家长、找学校的老师等等,大概几方在一起有一个座谈,现场问答和录像,这样的会谈之后再决定下一步孩子是移到保护中心还是继续留在家里?所以我觉得解决留守儿童,可能政府构建一种政策体系,构建儿童福利保护体系。社会组织、公益组织能够做的是利用专业化的特点来提供非常有针对性的帮助。包括柳莺刚才讲的,包括杜老师讲的,他们做的项目是发现了留守儿童这种群体身上,根据他们成长的特点、心理特点或者是个性需要,发现了某一些非常特殊细腻的需求点,比如说电影类型,比如说上学路上,这个是非常专业化的。现在我们谈到怎么去促进孩子跟父母之间的沟通问题,如何利用现代通信,电话也好,网络也好,孩子要训练,父母也要训练。这种训练比如说给他一种手册。

如果搭建一个比较好的网络,什么人最容易沟通呢?因为孩子和父母离的太久以后,孩子跟家长都能够比较沟通来的人,能够成为他们的黏合剂和催化剂,促进他们的沟通。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专业社工,如果我们在全国推广的叫做儿童福利主任,他也是这个角色,每天在村里孩子的家里面去,跟孩子本人以及家庭关系非常好。这些人本身是因为有一套社会工作的培训、督导这套体系支撑他的,所以儿童福利主任每年会接受很多的培训,他手里有儿童福利主任工作指导手册,这一套程序促进他跟孩子以及跟家庭,包括跟他们的父母都容易沟通,因为这是有社会工作技巧的。另外平常积累起来的互相信任的关系也很重要。来一个陌生人,他再专业也很难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还是有一套体系化的构建,公益组织在其中发挥他的专业作用,提供非常有针对性的帮助。在沟通当中我觉得如果把这些考虑好了,点对点的,他容易找到这些群体当中共同的呼声,我觉得都是很不错。至于手段怎么利用完全在人,关键是要形成一个习惯,比如刚才讨论到一年沟通几次?其实我觉得可能让他们习惯于这种沟通,这个是最重要的。也许他们沟通到一定的次数或者每一次谈话比如说超过几分钟以后,他可能就打开话匣子,沟通没有障碍。为什么沟通不下去呢?有一个冰点没有打开,这个东西是要靠持续的细腻的东西,而不是一次性的。我们知道上台之前还要预热一下,看看资料以及看一下问题,孩子跟父母那么长时间没有说话了,他们已经忘记了那个怀抱多么的温暖,话语有多亲切,肯定他们要预热的,通话之前比如说先有其他方式的沟通,然后再视频这样会比较好一点,我认为是要专业的。

凤凰公益:社会各界都在为留守儿童他们的成长进行服务关爱,每一个点覆盖到了可能后续为留守儿童解决一方面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林依帆老师,去年未成年保护处成立到现在快满一年,在这一年的工作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接触想通过技术手段或者是网络信息手段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你们所掌握的数据是什么样的?而这样的技术来解决留守儿童有没有它的弊端或者是局限性呢?

林依帆:关于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解决父母跟子女的沟通问题,我感觉按照技术的发展趋势来说确实是帮助越来越大。最早是写信,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小姑帮我写封信给父母,我父母在外面出差,一个星期后父母接到了信,哭了一场,他又写了一封回信,寄回家又是过了一个星期,小姑念着书信,我们又哭了一场。这种一往一复的书信需要花半个月时间完成。后来有了电话,我们实时的进行沟通,但是电话又出现一个什么问题?你可以进行语言上的互动,没有办法进行行为上的互动。后来我们有了实时的视频通话,可能在一些基本的行为上有一些互动。比如说打招呼、开玩笑等等,后面还有虚拟现实,我感觉这样的虚拟技术越来越真实的还原子女和父母互动的情形。但是毕竟再怎么还原,它不是真实的,信息技术的局限到目前来看,你没有办法跟孩子做游戏,父母的在身边的言传身教是没有办法通过信息技术实现的,我感觉这些就是信息技术的局限。更大的局限在于刚才于老师也说到,以打电话为例,更大的局限在于您用不用这个信息技术?还在于人,我打不打电话这是责任心的问题,这是一个局限。第二个是方法的问题,我怎么打电话?这是一个方法的问题,我感觉局限不是说在于信息技术,在于我们有没有意愿去用这个信息技术?第二、我们能不能用上这个信息技术,这是一个问题。

凤凰公益:在于操作信息技术的人,我们接着人的问题问一下杜爽老师,信息技术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跟孩子的交流过程当中,对他们的心理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能不能通过信息技术来让留守儿童减少这种感情的缺失,它的效果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你从心理上帮我们分析一下。

杜爽:我先回应一下前面高老师提到的人的工作问题,我自己是做心理辅导出身,所以我当然认为面对留守儿童用一对一的方式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导方式,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和困难。比如说我们全中国有多少合格的心理咨询师呢?有多少合格的社工?我们常常在底下的现实服务当中发现,一个地区可能找不到一个心理的专业人员,都不要说一个合格的、高水平的专业人员。第二、即使像我这样的可能有过十几年心理辅导经验的下去当地儿童的心理辅导工作,其实困难也非常多的。第一、我要过语言关,大家知道我们说心理问题的时候,如果是一个云南的孩子,我很难拿一个标准的普通话跟你沟通,一定要说当地的话,他才可以跟你说。第二、你的时间有多少呢?你可能只能见他一两次,其实你会很难把一个孩子从小的创伤,还有很多的负面情绪以及沟通的问题在一两次当中得到解决,于是我们就想说我们去依托一些当地的人,当地的人有谁?我觉得高院长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找到了儿童福利专员。很多人说我们在学校就去培训老师,我们也曾经想走这条路,现实中我们发现,留守儿童比较多的寄宿学校,老师是什么状态呢?他们白天要上课,晚上他们要管宿舍。第二天他们一大早带孩子做早操、上课,他们已经是非常疲惫不堪的状态,这时候你再给他们提供培训,希望他们做到一个专业的社工或者是心理辅导人员,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我自己是被培训出来的,我知道真正的一个好社工,一个好心理咨询师培养的路径是很长的,成本是很高的,后面是有很多系统支持的,而这些在我们一线是非常匮乏的。在我们曾经的经验当中,我们曾经做过一套用故事疗法面对寄宿留守儿童的,找了四大类120个这样的故事,我们希望通过老师去给孩子讲故事,有一套故事疗法配合他们。比如说儿童害羞,你遭到同学一些矛盾怎么处理?这都是他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我们特别希望培训老师,结果我们把这套教材发到了100个学校,只有6个学校的老师非常谨慎的表示说我们愿意尝试一下,而不是系统的去把课上好,这给我们很大的刺激,其实你可能想依靠老师去完成对孩子的心理工作这条路径,在现实当中是走不通的,这会给老师增加很多的负担,让他们觉得是不堪重负的。于是我们想到了用信息技术,当然我们的信息技术可能在我们现在的群体里面看到不叫什么技术。比如说我们在睡前通过一个宿舍的小喇叭播放睡前故事,故事里面包含疗愈性的、亲情的等等孩子喜欢的,比如说我刚才提到我们把孩子遇到的心理问题与视频结合起来,让孩子们看到我害羞,我可能看害羞的小哈利,还有一个故事疗法与其互动,用电视、视频等让孩子自主的去观看,这些我们后来在中期测试,在很多学校去回访,做评估、科学研究当中发现效果都非常好,对孩子霸凌的影响,对孩子抑郁的影响都非常显著,而且我们比对了如果多的学校越好,比如说每天播,如果你的学校每周上一堂这样的心理视频课,孩子的改善就越显著,否则就不好。而且对什么样的孩子最显著?对他本身心理脆弱的孩子的效果最显著。所以我说的意思是说我们依靠人是一个路径,依靠信息技术也是应该可以探索的一个路径,这样的一个结合可能是我们需要去想想怎么做好的。

凤凰公益:杜老师刚才讲的特别好,有一些公益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可能对当地这些老师又会是一种负担,有这种可能性或者已经是这样了,所以通过信息技术或许可以传递一些精神食粮,能对孩子们进行一个很好的引导。

杜爽:关于信息技术这一块,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跟这个有关,所以我们在城市里面去做信息技术,我们都会很熟练的,但是信息技术最难的不是技术本身,也不是工具本身,最难的是最后的落地那一块,你怎么在现实情境中落地?这个现实情境。比如说你这个电脑在这里用很正常,但是在学校里开不了机,因为电压不稳。你这个电脑放到那里,学生不能用,因为老师从来没有摸过鼠标,老师都没有用过,所以他有天生的恐惧感,你的电脑设备坏了,他可能去县里维修,这些非常多的信息技术的落地性的工作,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创新型的组织和社会组织踏踏实实把这些做过,把经验总结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着重讨论的要点。

 

[责任编辑:廉竞炜 PP003]

责任编辑:廉竞炜 PP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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