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雪梅：做“女童保护”讲师真“麻烦”

“女童保护”从2013年6月百名女记者发起，至今已是第三年。其间，有多个志愿者提出过疑问，也有寻求合作的机构表达过疑惑：“女童保护”为什么这么麻烦？为什么不能给我们教案就直接上课？为什么讲师试讲考核那么严？为什么课后还要反馈情况？

今天，就是想和大家聊聊，“女童保护”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一切为了孩子

事实上，“女童保护”的儿童防性侵教案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上都是长期公开的，从2014年全国两会起，“女童保护”在中国网、人民网、网易等多个媒体平台公布过教案。

教案公开，主要是为了将更多常识传递给社会大众，普及防性侵常识。但这不代表看两遍教案，就能把课讲好。

有人会问：我本来就是教师，课件给我就好了，难道我还能讲不好课吗？我想说，教师确实有讲课的优势，但是教语文的老师，一定能把数学教好吗？这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儿童防性侵课程，对于教其他科目的老师来说，是一门新课程。

还有人会问：我是律师，我是记者，我是主持人，我是心理咨询师，我是大学教授，我是某个方面的专家，我本来就是妈妈……难道还担心我讲不好吗？

我们特别欣喜，特别感恩，这么多领域的志愿者都愿意加入进来，这是孩子们的福音。但是确实有必要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担心”。

不是不信任，而是要对孩子负责。

“女童保护”的儿童防性侵教案，从2013年6月发起开始，到9月第一课试讲，经历了3个月的准备期。从小范围的试讲（试讲地区为云南漾濞、贵州习水、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广东珠海、福建福州、湖北鹤峰），以及各领域专家同步逐一修订，到第一个版本的教案最终成型，又经历了3个多月的时间。

也就是说，从拟定初稿，到儿童性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工作学、教育学、法学等多个领域专家逐字逐句修订，同步一线试讲修改，一共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进行了40多轮次的修订。

每一处细小的修订，都是有原因的。没有经过培训试讲的讲师，很可能漏掉或者错讲其中的小细节。为了避免遗漏，让讲师充分理解教案，我们还专门编辑了“讲师培训单元”。该单元会针对教案每一条内容进行解析，不断将探索和实践过程中总结的经验教训加入其中，避免讲师向孩子讲解时，将一些“误区”传导给孩子，从而影响孩子成长。

看起来很简单的儿童防性侵课程，包含了很多安全常识，涉及儿童性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工作学、教育学、法学等多个领域。数学教不好，孩子最多是不会算数，但不会危及生命，也不会影响今后的两性关系，不会影响到家庭生活。

为了对孩子们负责，我们确实很“麻烦”。志愿者报名当讲师至少要“过三关”（熟悉教案、培训、试讲考核等流程），才能成为“女童保护”备案的讲师。

为了对孩子们负责，我们确实很“麻烦”。我们重视每一堂课，我们不想因为课堂上的某一句话而影响孩子们，以至于给他们今后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心理、生理方面留下阴影或隐患。

有善心还需做善事

做公益之人，一般都会被认为是善良之人，有一颗善心，但善心就能做善事吗？

有个故事，就是说善心办坏事。

这个故事大意如此，有一个人到一个很贫穷很偏远的小山村，看到很多孩子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他不忍心，于是就给见到的孩子们发钱，一人几元，让他们买点东西吃。后来，又有人去了这个地方，不知道能做什么帮助这些孩子，就也给见到的孩子们发钱。久而久之，当地的孩子一看到有外地人来，就伸手要钱。

这些给孩子钱的人，他们的初衷是想帮助这些孩子，让孩子们能吃点东西，这是从心底涌出的爱心，毋庸置疑。但结局，应该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做公益或者慈善，光有善心一定是不够的，行善的方式和方法，操作执行是否专业，都非常关键。

“女童保护”也是在不断摸索和滚爬中越发体会到“不怕麻烦”的重要性。

2013年9月，“女童保护”在云南漾濞试讲第一课。课堂上有一个女孩子忽然哭了。当时我非常手足无措，担心她是受到过侵害。下课后，把孩子拉到一边询问。她说：老师，你们一直在说，如果有人试图触碰隐私部位，要及时告诉爸爸妈妈，如果有人约我出去玩，要告诉爸爸妈妈，可是我爸爸妈妈出去打工，几年不在家了，我该告诉谁呢？

当时，我真是眼泪都出来了，一方面是受到这个孩子的情感触动，一方面是自责于讲课时不应该只提到“爸爸妈妈”。当天晚上，我们就把教案里的“爸爸妈妈”改成“家长或者你信赖的其他大人”。

在教案试讲过程中，出现过很多细节问题，所以才有40多次不断的修改完善。这些经验总结，以及根据不同课堂情况的应变技巧，也会进行一些汇总，写入“教师培训单元”。

我们遇到过的细节问题，在讲师试讲环节中多次重现。

例1：儿童防性侵教育，必须男女同堂授课。

“女童保护”的课堂，从试讲的第一课起，就是男女同堂，我们在各地方开课，也要求男女同堂。原因有：首先，男童也可能遭遇性侵，男童也要学会自我保护；其次，我们课堂上教育孩子们要互相尊重，孩子们也不能随意去触碰其他人的隐私部位，男孩之间打闹也不可以，男孩子当然也不能去侵害其他女孩子。第三，性教育学专家给了我们建议，虽然防性侵教育与性教育不同，但也同样不应男女分开增加性别神秘感，否则会不利于孩子成长。

有的地区申请光给女童上课的，我们会反复解释，说服对方。

例2：“教师培训单元”，首先就强调不能直接给孩子讲性侵儿童案例，避免给孩子带来恐惧感。我们要做的是防性侵教育，不是恐怖教育，也不是冷漠教育。

曾经有一个大学教授，试讲时上来就讲性侵儿童的案例，说“就在最近在某个地方，发生了一起很恶劣的性侵儿童案例……”。

例3：遭遇性侵害要分两种场景，人多和人少的时候。

有的志愿者没有仔细看教案就来试讲了，讲到如果遭遇性侵该怎么办时，她按照自我理解，讲的是要大喊大叫，奋力反抗。

所有场景遇到性侵都是大喊大叫，管用吗？当然不是，当周围人少，只有受害人和施暴方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或周围无人的山野时，大喊大叫和盲目反抗可能会刺激施暴方。如果受害人不冷静，很可能激怒施暴方，也许会从性侵发展到杀人灭口。如果讲师对这些细节吃不透，也许会有孩子因此受伤或丢命。

例4：性侵者不宜具体化，被性侵儿童并非只有女童。

一提到性侵，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坏叔叔”。不少讲师在试讲时往往把施暴者具体化，教孩子们要提防“坏叔叔”。

其实，现在性侵儿童者不仅仅有叔叔，也有爷爷奶奶和阿姨、哥哥等。不仅仅存在异性性侵，也存在同性性侵。只让孩子们认为叔叔才是坏人，可能埋下隐患。

诸如此类的细节，参与过培训试讲的讲师，应该体会较深。警察、法官、检察官群体的讲师，因为工作关系，比较容易讲案例，在听完我们的讲解之后，也非常认同。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决心：为了孩子，一定要讲师通过试讲才能去讲课。与地方政府部门的合作，则要求合作部门对教学质量进行把关。

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不是一篇文章就能讲完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女童保护”微信公众号（nvtongbaohu），仔细阅读教案细节。如有兴趣成为“女童保护”讲师，欢迎报名参与我们的试讲。

做善事不要怕“麻烦”

做善事不要怕“麻烦”，有时欲速则不达。

有过这样的一个案例，有一位妈妈，看到很多性侵儿童的案例，心里那个着急呀！于是，这位妈妈回家跟7岁的女儿说：有一个10多岁的女孩子，因为被性侵，流了很多很多血，以后不能做妈妈了，宝贝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

当时就把女儿吓哭了！这样的故事给孩子带来的心理阴影，多久能消除未可知。

不知道大家对童年时自己的老师，家长或者其他大人说的某些话是否还印象深刻？甚至说，有些话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让你恐惧多年。

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小时候生活在山区，也没有网络，记不清是谁给我说，有一天地球会爆炸，可能就在几年之内。

我对这句话深信不疑，因此恐惧了好多年。我仍记得，自己在书本上都画过地球要爆炸的画。那几年，我晚上做梦都是“地球爆炸，很多人在逃命”。我常常想，地球从哪儿开始炸呢？要是爆炸了怎么办？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确实很幼稚。

但是，几岁的小孩子，不就是幼稚得像一张白纸吗？因为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大人在上面随便画上几笔，都可能带来长远的影响。我要是能准确地想起来谁给我讲的那个故事，我现在都还想去找对方理论。

“女童保护”目前所做的，是中国的教育体系里长期缺失的一环，“防性侵教育”。既然要做，一定要负责任地做。我们不希望某一天，有个人站出来，指责“女童保护”，理由是我们的讲座误导了他们，给他们带来了心理阴影。

与一下子能覆盖无数人，能够快速扩张获得一个很高的“数字政绩”相比，我们选择更稳健、更踏实地实施课程，至于大范围甚至全国性地推广，只要我们做好了范本，终究会推动教育等部门去复制。

“女童保护”的一名志愿者讲师曾经写下这么一段话：我一直相信，做公益，不是单纯凭着一腔子助人为乐的热情和兼济天下的热忱就可以做好。慈悲之心加上专业的公益知识，才能真正地帮到受助人，从而避免志愿者满足了自己做善事的虚荣心而受助者却受益不大、甚至受害的尴尬情况发生。

“女童保护”也坚守一个信念：做公益，一定要经得起长久的考验，因为你是否真的从孩子的视角去考虑问题，是否真的在努力专业地做公益，终究会有人看到，结果也终会显现。

“女童保护”为了孩子们，不怕“麻烦”，2016，“女童保护”继续前行！

作者：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凤凰公益主编孙雪梅

首发于《中国财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