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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谈判新出路


来源:凤凰公益

气候变化全球行动的科学紧迫性再次因联合国杂乱无章的气候谈判而陷入僵局,各国的政治以及谈判的进程阻碍着政策制定者们,使其难以就2020年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进行的全球任务分配方案得出一个明确的计划。 联

气候变化全球行动的科学紧迫性再次因联合国杂乱无章的气候谈判而陷入僵局,各国的政治以及谈判的进程阻碍着政策制定者们,使其难以就2020年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进行的全球任务分配方案得出一个明确的计划。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195个国家政府能否在2年内就做到历时22年都无法办到的事?抑或UNFCCC的作用大势已去?

就在去年11月份的谈判之后,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和能源倡议领导人Samantha Smith就指出:“此次华沙谈判者们明显没有做好准备,不能带领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各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毫无紧迫感着实让人反感。”欧盟气候专员Connie Hedegaard也对世界是否还需要联合国谈判提出了质疑。

前美国能源部副部长David Sandalow 坚称:“广范围的多边、双边合作以及公私合作机构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尽管UNFCCC能起到关键作用,但是气候变化问题形势严峻,不是仅凭UNFCCC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的。”2009年,Sandalo协助启动了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帮助23个参与国在采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

然而,尽管存在各种疑虑,联合国气候谈判仍值得保留,因为这是唯一一个全世界一齐发声,共同解决气候变化的国际平台。一个全新的全球协议将能够积极推动抑制气候变化行动的进行。

要使这一期待付诸实际,我们应该促使UNFCCC尝试一种全新的谈判方式。为了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谈判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应该从以下四个核心方面着手。

1. 着力于政治上可实现的协议

气候谈判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部分原因在于政府之间争锋相对,将之变为一场零和博弈。为了在某一特定时间为全球碳排放设置一个上限,各国必须为自己的碳排放争取可以回旋的余地。在当前的谈判框架中,人为地划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多少令人不满。历史上最大的污染排放国,诸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担心所肩负的责任会造成短期的负面经济影响。同时, 以中国为例的大型发展中国家,虽然人均排放量正迅速赶超发达国家,却仍无法预测发展将会对碳排放造成怎样的影响。 而更小、更脆弱的国家则认为他们虽然深受气候变化之害,却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

要想打破僵局,取得谈判成功,那么谈判内容应该将焦点从某一时间段内的配额转移到制定一个政治层面上更加可行、范围更小的协议上来。UNFCCC只有帮助世界迈出成功的第一步,方能赢得世界的信任,继而取得更多的谈判里程碑。

其中一种可行的想法就是制定全球碳排放总量控制,但是允许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减排目标。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对这一想法表示支持。

尽管中国正在积极寻求一条绝对的碳排放总量控制途径,但是要想在2015年巴黎谈判前夕设定一个达成总量控制目标的具体年份似乎不大可能。李俊峰解释到,尽管发达国家能够预测到他们的能源消费模式,但是中国能否成熟地规划碳排放峰值则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包括:1)中国单独以及二胎政策变化所带来的人口增长,2)中国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形成和速度,3)预计完成工业化发展所需的时间,4)煤炭能源转向清洁能源解决方案的实施,5)中国发展何时进入高点稳定阶段。李俊峰将中国比作一位正在成长的少年,难以预测其成年后的身高。

UNFCCC 执行秘书Christiana Figugeres 在苏格兰举行的一次私人气候金融年会上也表示这种想法很可能会付诸实践。每一个国家将各自承诺制定确定量的减排目标,然而这些承诺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还尚不得知。但是她认为即便是所有承诺的减排总量之和,也远远低于我们所需达到的目标,那就是控制大气温度与前工业时期同期温度相比增长在2 摄氏度之内。

气候谈判长期参与者、气候变化资本集团非执行主席James Cameron提出了第二种,更大胆的可行想法,即将工作重点放在设置碳价格信号。这一方案能够让各国承担共同的却又有所区别的责任,每个国家“将根据自己的政治文化以及能力范围为减排制定清晰有效的市场激励机制。”

例如,芬兰在1990年就引入了世界第一个碳排放税。中国目前已在7个地区试行碳排放交易机制。 在美国,碳排放交易机制不仅在政治上可行,而且还成功地对煤电厂的排放实行严格监管。

身兼律师和金融家的Cameron认为,将气候谈判和私人融资结合起来能起到关键作用,因为要补贴深受发达国家污染所造成的气候危害的最脆弱国家,仅通过提高公共资金难以满足要求。每年为脆弱国家提供的1000亿美金帮助其适应气候变化,相较能够扭转乾坤所需的投入还相差甚远,而对于各国来说,仅作为需要负担的启动资金却又数额惊人。

虽然碳价格并不是减排的完整方案,但是它却是促使企业和个人行为改变的最核心诱因。这一市场杠杆不仅能撬开公共财政的口袋,还能刺激民间资本更大的投入,这是因为碳价格会直接影响国际金融体系下广大已开展行动国家的收益率。

如果专注在碳价格信号这一全新以及大胆的想法一旦被采用,UNFCCC就必须转变角色,由主办方和陪审团的身份转变成为一个协作服务中心,让各国政府能够在建立碳价格信号方面分享经验、方案和技术。

全球气候协议将在不久的将来逐渐揭开其神秘的面纱。2014年12月份的秘鲁会议将会公布首次减排目标,进而推动2015年12月份巴黎会议上最终协议的制定。

2. 中国的立场应坚定明确

因为很多国家在做出气候协议承诺之前都关注着中国的行动。一项明确的中国减排计划会成为2015年国际协议成功的关键。

然而,这一个国际立场让中国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从目前情况来看,2015年成功达成一项多边协议可能性似乎不大。把中国作为焦点,其结果是一旦协议无法达成,中国则会成为众矢之的, 因此这一挑战应该由多方努力来应对。在多数国人看来,气候变化问题应该由各国政府共同来解决。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错失了许多与外面世界交流并展示中国绿色发展的决心和动力的机会。许多人并不知道中国已经在低碳发展之路上投入了比世界任何国家还要多的资金。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积极倡导其他国家参与到协议的讨论中来,UNFCCC 执行秘书Figugeres对此表示高度称赞。

但是中国需要更好地与国际观众进行交流,向他们表明自己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立场。这么做,并非是为了获得认可,而是停止其他国家以中国不情愿等说辞作为自己不行动的借口。

来自沛雅霓资本公司,居住在北京的澳大利亚碳排放交易市场专家Mina Guli女士,道:“中国要建立更多的文化桥梁,需要了解中国背景和思维模式并能在交流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的人们的帮助。”为此,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副司长韩爱兴希望能邀请多位谈判专家到中国学习汉语文化,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中国的决策过程。

虽然中国的承诺至关重要,但是人类生存在有限资源的地球上还依赖于所有国家共同发挥作用。除了努力达成自己的目标以外,中国还可以说服其他国家也加入到行动行列中来。例如,中国的贸易部长表明更愿意与承诺制定碳价格信号的国家建立贸易合作伙伴关系,那么这将有助于激励更多国家参与其中。摆在UNFCCC面前的问题是,将如何利用中国的全球贸易影响力促使那些不情愿的国家也参与到气候行动的行列中来?

3.重新设计谈判进程

以往的谈判论坛是大型开放式的,“噪音“不绝于耳,是对整个谈判过程常见的一种评论。为了提前更好地为2015年巴黎谈判草拟声明,急需设备完善、作用关键的新型工作会议模式。

如果说中国的作用是成功的气候协议的关键,那么谈判进程可能有必要进行调整,以一种中国人更加熟悉的方式让中国深度参与其中。

在中国举行谈判将有可能扭转态势。作为东道国, 中国将深感有义务做出积极的承诺。在中国举办这样的国际活动能让中方更加自如地交流意见,这一因素对于促进谈判的成功作用不可忽视。

4. 人性化故事讲述方式

James Chau,CCTV节目主持人,曾多次对UNFCCC谈判进行过报道,他说:“我曾经目睹气候谈判是如何迅速地消失在全球新闻议程上。哥本哈根会议是媒体报道最多,也是最紧迫的一次。但是到德班会议和卡塔尔会议的时候,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关注明显减少。”

To engage citizens around the world to support their governments to get on board with a climate change agreement, UNFCCC must take a different tact in its positioning. It needs to retell the story of climate change in a way that speaks to people personally, and hits them at their homes and in their hearts. The UNFCCC must become a skilled storyteller. Initiatives such as “Dream in a Box” from JUCCCE reframes climate jargon into a conversation on reimagining prosperity. Overall, the talks need to broaden their emphasis from climate change to creating livable communitie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To make this happen, the UNFCCC should explicitly in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into its responsibilities.  

UNFCCC在定位方面必须采取不同的策略,鼓励全世界公民支持他们的政府推行气候变化协议。UNFCCC应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向人们重新讲述气候变化的故事,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让故事深入人心,引起人们的共鸣。因此UNFCCC必须成为一位出色的故事人。例如,JUCCCE(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织)的项目“盒子里的梦想”(Dream in a Box)就是将气候术语转化成对话用语,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重塑繁荣的定义。总而言之,气候谈判需要拓宽重点,从气候变化到为下一代创建宜居环境。UNFCCC 只有充分将交流服务与责任合二为一才能做到这一点。

Chau 提出来两个方案:UNFCCC应该培养更多的全球视角,通过讲解极具吸引力的个人故事,激发公众的想像力,将与气候变化相交织的问题,诸如扶贫、健康串连起来,这样一来,公民就不会一提到气候变化,就会想到连续的缔约方会议谈判所错失的良机。

同时,媒体记者也应参与闭门汇报,以帮助他们塑造新闻内容。积极活动家也可以从中受益,与媒体一道讲述一个更好,内容更充实,信息更准确的故事。

最后的机会?

当前,气候谈判已误入歧途。各国政府正把大量的时间和高碳旅行浪费在错误的地方与错误的人寻求一个错误的方案上。进行协议谈判的政府领导者与支配减排的造市者和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公民相脱离。 

2015年“UNFCCC气候行动最后防线”近在眼前,UNFCCC需要重新定位协议,重新设计谈判流程,快熟进行自我彻底改造,方能稳住阵脚。

[责任编辑: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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